第六节 服务业改革新突破（2001—2012）
《新中国服务经济研究70年》第六节 服务业改革新突破（2001—2012）,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服务业是相对国际化程度较低的产业部门，服务产品的无形性、消费与生产的部分同步性等方面的问题，导致服务业总体国际化程度不如商品部门高。但是，随着交通技术、信息技术等技术进步以及各种基础设施的完善，服务产品的可贸易性正在提高。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服务业面临着新的发展环境。服务全球化进程加快，各国都将服务业作为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重要支撑，服务业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大大增强，全球服务业竞争空前剧烈。
从中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来看，我国服务贸易从1995年开始出现逆差，并且规模逐年增加。整体上处于工业化中期，批发零售等传统服务业发展得比较成熟，但也存在服务质量不高、数量饱和、服务市场不规范的情况；金融、保险、物流等现代服务业比重上升，但总体上发展滞后。政府职能缺位和越位、监管不到位等问题仍然突出。
在加入WTO议定书中，中国对服务贸易总协定12个大类中的9个大类、近100个小类承诺渐进开放，占比达到62.5%，设置了五年过渡期（2002—2006）[77]。按照加入WTO的承诺，过渡期结束后，从2006年11月12日起，除个别领域外，中国取消服务业对外资的限制，至此，中国服务业进入全面开放的新阶段。
因此，自2001年开始，国际化压力骤增是中国服务业改革的重要驱动力。改革的路径是深化服务业改革与扩大开放相结合，通过各种措施提高服务业的竞争力，并有序开放服务市场，以开放促进改革。注重产业与服务贸易和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协调发展也成为一个重要的方向。
加入WTO后，中国服务业在应对国际化压力时，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将服务外包作为扩大服务贸易的重点。服务外包作为供应链、价值链、产业链延伸和管理的重要支撑，不仅是提升服务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也日益成为改善服务贸易结构、引领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抓手。
《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2006）》对服务业外包有了新的安排，“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建设若干服务业外包基地，有序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同年，承接服务外包的“千百十工程”[78]。国家在服务外包人才培训、大力开展“服务外包基地城市”建设、支持服务外包企业做强做大、创建中国服务外包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等方面给予政策和资金支持。2007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07〕7号），重点提到了“服务外包”[79]。之后，国务院发布了一系列促进服务外包的文件，包括《关于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问题的复函》（国办函〔2009〕9号）、《关于鼓励服务外包产业加快发展的复函》（国办函〔2010〕69号）、《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国发〔2011〕4号）等，各部委和各地方政府也相应出台了促进服务外包发展的政策措施。这一时期，服务外包产业成为国家“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的新领域，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加速了中国服务业发展水平和竞争力的提升。
在这一时期，对服务业发展的意义也越来越重视，发布了关于服务业发展的许多政策文件。2001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计委关于《“十五”期间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国办发〔2001〕98号）。这是从国家层面发布的关于服务业发展的第二个文件。该文件明确了进入21世纪后发展服务业的重要意义，“加快发展服务业，是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是提高国际竞争力和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有力措施，是缓解就业压力的主要途径，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迫切需要”。同时，明确了发展路径，“以市场化、产业化和社会化为方向，增加供给、优化结构、拓宽领域、扩大就业。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真正把服务业作为产业对待。要有步骤地扩大开放，在主要依靠市场机制的基础上，通过政策引导，加大工作力度和资金投入，促进全国服务业发展再上一个新台阶”。该政策文件从优化服务业行业结构、扩大服务业就业规模、加快企业改革和重组、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有步骤地扩大对外开放、推进部分服务领域的产业化、促进后勤服务的社会化、鼓励中心城市“退二进三”、加快服务业人才培养、多渠道增加服务业投入、扩大城乡居民的服务消费、加强服务业的组织领导等12个方面，提出了37条促进服务业发展的措施。之后“十五”期间，国家又围绕着金融业发展和体制改革、物流业、文化产业等服务领域出台了多项政策文件，旨在促进各服务业发展。
2006年国务院授权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提出了“十一五”期间服务业发展的总体方向和基本思路。2007年3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07〕7号），再度为服务业发展政策松绑。提出当前和今后服务业发展的总体要求，“将发展服务业作为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坚持以人为本、普惠公平，进一步完善覆盖城乡、功能合理的公共服务体系和机制，不断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和水平；坚持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的方向，促进服务业拓宽领域、增强功能、优化结构；坚持统筹协调、分类指导，发挥比较优势，合理规划布局，构建充满活力、特色明显、优势互补的服务业发展格局；坚持创新发展，扩大对外开放，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技术和管理方式，提高服务业国际竞争力，实现服务业又好又快发展”。从优化服务业发展结构、科学调整服务业发展布局、积极发展农村服务业、着力提高服务业对外开放水平、加快推进服务领域改革、加大投入和政策扶持力度、不断优化服务业发展环境、加强服务业发展工作的组织领导等方面提出了发展路径。2008年，国务院办公厅为落实《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提出的政策措施，提出《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国发〔2008〕11号）。
中国加入WTO为服务业改革研究提供了新的主题和视角，基于这一阶段的发展背景特征，学术界在研究服务业改革相关问题时，都会考虑国际竞争的影响。例如，吴欣望、夏杰长（2006）认为，中国服务业企业面对国际竞争局面，会出现不同的可能性（借助进入壁垒阻止新企业进入、统一市场持久竞争和退出市场），国内企业要结合所在行业的特性灵活运用各种形式的策略，以维护和发展自身的优势地位[80]。裴长洪、彭磊（2007）认为，加入WTO后应该进行三个方面的研究，一是服务业市场进一步开放的进程和影响效应问题，二是如何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制度环境，三是服务贸易、货物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关系问题[81]。江小涓（2008）系统地分析了服务全球化的理论和发展趋势，指出因要素差异、产业和需求基础、分工成本降低和服务外包等因素的存在，服务全球化将在较长时期内保持快速发展，而中国可利用服务全球化的机遇促进自身发展[82]。李勇坚、夏杰长（2009）根据标准产业结构模型分析认为，我国服务业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大多年份保持着快于GDP增长速度的速率，但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不小的距离，还没有进入“经济服务化”的阶段，而促进工业化和服务业互动、加快城市化进程和大力发展服务外包能够有效推动这一进程[83]。
同时，随着国际竞争压力的日益凸显，发展服务业在载体建设、保就业、惠民生等方面有明显的优势，因此，发展服务业成为扩大内需、拉动增长的重要力量[84]。
加入WTO以后，中国服务业进入一个全新的战略区，需要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程度，吸引国外投资，提升我国服务业的技术含量和国际竞争力，鼓励有比较优势的服务业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85]。然而，从哪些方面提升我国服务业的竞争力，促进我国服务业向世界先进水平看齐，成为这一阶段服务业改革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命题，这引发了许多的分析角度。例如，霍景东、夏杰长（2007）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内涵、国际经验和发展趋势作了分析，并提出了促进制造业服务化的对策建议[86]。此外，技术研发能力是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他们还从投入与支持、人力资本、产出与绩效、研发系统连接性等方面对我国服务业的技术研发竞争力进行了国际比较，通过比较发现我国现代服务业的研发国际竞争力仍然不强[87]。姚战琪等（2010）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分析认为中国服务外包产业的实力并不强，依然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需要从人才培养、企业培育、中心城市辐射等多方面努力寻求一条适应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进而真正摆脱“低端道路”的束缚，使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尽快进入全球价值链的高端[88]。李文秀、夏杰长（2012）认为发展高技术性、高附加值、高融合性的高端服务业，对提升我国服务业整体质量和水平有着重要意义，也有利于赢得国际竞争地位[89]。
总结我国服务业30年发展历程，我国服务业体制束缚的坚冰已经打破，但仍然是任重道远，未来需要坚持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方向[90]。周振华、周国平（2011）在研究服务经济与制度环境问题时，系统阐述了服务经济对税收制度、信用制度、金融监管制度、海关监管制度、市场准入制度、法律制度、统计制度和政府行业管理体制等方面的要求[91]。任兴洲、王微（2011）系统地分析了我国服务业面临的主要制度障碍和约束，一是服务业面临较为复杂的制度约束，且不同行业所面临的制度约束也存在较大差异；二是服务业发展缺乏市场机制支撑，要素和服务价格形成机制的市场程度不够，要素市场体系发展失衡；三是市场主体缺乏必要的制度保障，多元化市场主体和服务组织的制度建设滞后；四是服务领域市场准入的改革亟待推进，准入方式、准入标准和退出机制等方面都需要加强和完善；五是服务业监管体制改革明显滞后，存在监管主体单一、监管内容不合理、行政手段偏多等问题；六是与服务业发展相关的配套改革推进缓慢，政府职能不清，管理体制改革滞后，财税制度尚未理顺，政绩考核制度不利于服务业加快发展；七是服务业支持体系建设滞后，标准体系、信用体系、司法体系亟待健全和完善，社会中介服务组织功能较弱；八是服务业发展的促进机制尚未形成，缺乏针对服务业发展的高层次协调机制和促进多元化主体发展和创新的激励机制，税收制度的激励导向作用不清[92]。在财税政策方面，可以从财政倾斜、社会参与、设立引导资金、支持职业教育、完善税收政策等多方面出发，为服务业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和氛围[93]。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发展阶段，服务业实行增值税改革的相关研究也备受关注[94]。
这一发展阶段中，还有不少针对服务业某一行业的改革研究。例如，黄汉民（2002）分析了我国零售服务业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问题，认为需要重视流通产业发展政策和企业自身能力建设两个方面的内容[95]。何德旭（2004）针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我国金融服务业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坚持稳定的金融政策、建立健全金融服务业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监管体系、有效控制和防范各种金融风险、建立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强化竞争意识、提高金融服务品质、人才培养和政策支持等多方面加以保障[96]。姚战琪、夏杰长（2007）探讨了科技进步与金融创新内在关系的机理、互动机制，提出了促进科技进步与金融业互动和融合的具体措施[97]。夏杰长、张颖熙（2010）认为政府管制、公共意识、市场机制和气候、环境协定规制都是环境服务业发展的动力，这四个方面也是我国环境服务业发展的可行路径[98]。
这一时期，服务业统计改革方面的研究则以问题导向为主。例如，许宪春等（2004）认为服务业统计在统计范围、统计方法、指标设置和管理体制等方面都存在问题，未来需要在抽样调查方法推广、增加值核算、周期性普查、指标体系建立和部门协调协调等方面做出改善[99]。谢伏瞻（2007）分析了我国服务业统计工作中仍然存在被低估、不及时和漏统等问题，指出未来仍需改进和完善国家统计局常规服务业统计，厘清各部门服务业统计的职责，规范部门的服务业统计报表制度，建立面向全行业的服务业统计制度[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