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摸索与探寻：环保法学发展的新坐标与新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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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保法学自20世纪70年代末创立，伴随着改革开放和法治建设的全面展开而得到长足发展。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环保法学的学科体系已经从环保立法学、环保法的基本理论，拓展到环保执法、环保司法、环保守法等环境法律实施等领域。与此同时，在比较环保法、外国环保法和国际环保法研究方面也成果斐然。这一时期国家环境立法和环境法治建设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并由此促进环保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环境法律制度体系构建、外国环境法研究等领域的全面进步。
第一，对我国环保法制建设，尤其是环保立法的基本理论和实践问题给予关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就将“保护环境，实行环境法制”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1978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批转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环境保护工作汇报要点》的通知中指出，“消除污染，保护环境，是进行经济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此，保护环境的前提必须加强环保立法，环境治理必须要有法可依，以便更好地预防和消除污染。围绕环境立法亟须厘清的一系列根本性理论和实践问题，譬如，环保立法目的、价值、理念、原则、意义和作用是什么，环保立法体系化如何构建，环境保护基本法律制度如何适应经济建设需要等问题，一直困扰着立法者。这一时期环保法学研究者们对上述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并有针对性地对上述问题做出回应，发表了一系列高质量学术成果，解决了我国环境治理科学立法的理论困惑。[8]
第二，拓展了我国环保法学基本理论和制度研究的范围，进一步夯实了我国环保法学的理论基础。环保法学学科的发展离不开环保法学基本理论的夯实，环保法学界专家已经开始对环保法本体问题、历史问题、范畴问题、关系问题和制度问题等诸多领域，已经有了深度思考与系统分析，对环保法的本质特征、调整对象、产生发展、功能目的、原则制度、方法体系、域外立法、国际生态立法以及与其他法律相互关系、生态法理学、法哲学等基本问题，展开充分探讨和深入研究。这些研究卓有成效，大量的环保法学成果得以发表或出版。[9]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文伯屏的《环境保护法概论》（1982年）是我国最早的关于环境法学体系化研究的著作。此外，环境法学界对污染治理领域立法研究亦初步展开，许多环保法学者，对涉及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环境污染治理的立法已经有了深度思考。[10]
第三，环境权理论兴起并持续向深入发展。在中国环境法学研究过程中，环境权长期作为理论热点而存在。环境权研究中主要形成了四种观点：其一，认为环境权是人类为解决环境问题而新兴的一种公法上的权利，是通过具有社会法性质的环境法来确立的，其目的是保护环境免遭污染和破坏，公益性是环境权的本质属性。其二，认为环境权的属性与人权、自然权利、道德权利、人格权和财产权密切关联，然而环境权本质上是一种习惯权利。其三，环境权具有生态权利、经济性权利和精神性权利三位一体的属性。其四，环境权的性质是人权，是作为集合的人类对于整体的环境的权利，是不可分的、只能依靠各义务主体主动履行义务来实现。[11]
第四，在中国特色环保管理和法律责任制度方面的研究有所突破。在环保立法发展的早期，无论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对环境行政制度的设立、法律规则的适用、法律责任的追究、环境责任承担的方式和制裁措施等存在着概念上的模糊，其中，部分环保法专家已经给予上述问题以应有的回应，并从理论上为上述环保制度构建提供了理论支撑。[12]
此外，对外国环保法研究成果丰硕，极大地拓展了环保法学者的域外研究视野。在对外国环保法研究方面，国内相关环保法学研究机构通过翻译和整理国外环保法学的学术资源，对新中国环保法治发展和建设、法学研究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建构发挥了核心的作用。在此期间，国内环保法学研究者们凭借对国家环保法治发展的敏锐预见和自身学术资源的丰厚积累，积极开展与国外专家的交流和合作，发表了大量的有关国外环境法研究的论文、专著和翻译作品。[13]在这一时期出版的有关外国生态立法的专著中，文伯屏的《西方国家环境法》（1988年）专著是中国最早出版的有关外国环境法专著，对我国环境保护、国土整治等方面的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丛选功的《外国环境保护法：日本和法国》（1989年）和马骧聪的《苏联东欧国家环境保护法》（1990年），对相关国家的环境法的历史发展、体系、基本制度等问题进行了非常系统化的研究和比较，极大地拓展了国内环境法学研究的空间视野和研究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