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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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疼。事实上几乎跟前一次一样疼。脑袋里那个接吻的声音也更大；这次的声音简直像是热吻（就像我们老说的，“吸住脸转舌头”那种）。结束的时候，我躺在一洼湿漉漉的脓液上哭泣，耳科医生的护士对我说：“好了，只是有一点点疼，可你不想变成聋子吧？再说现在没事了。”这话我相信了大概五天时间，然后又来了一辆出租车。我们又回到了耳科医生诊所。我记得那位驾驶员对我妈说，如果她不能让这孩子闭上嘴，他就要停车赶我们下去。又一次我躺在检查台上脑袋下面垫着尿布，妈妈在候诊室里拿本杂志等着，大概也看不下去。又一次传来酒精的刺鼻气味，医生拿一根看似跟我上学用的尺子差不多长的针朝我转过身来。又一个安慰的笑容、同样手段，告诉我说这次不会痛。自从我六岁那年多次经受鼓膜穿刺以后，我人生最坚定的信条之一一直就是： 第一次骗我是你不好，第二次上当是我活该，第三次骗我，咱俩都不是东西。第三次来到耳科医生桌前的时候，我奋力挣扎，尖叫不止，又打又踢。每当那针靠近我的耳朵我就一把打开。最后护士只好把我妈妈从候诊室里叫进来，跟她合力把我制住，才把我按下让医生把针扎进去。我叫得又长又响，那叫声到现在我还好像听得到。事实上，我觉得在我脑袋里某个深深的山谷中，那尖叫声至今仍然在回响。6在那之后不久，一个阴冷的月份--很可能是1954年的一月或者二月，如果我时间次序没弄错的话--出租车又来了。这次的专家不是看耳朵的，而是看喉咙的。又一次我妈妈坐在候诊室里，又一次我坐在了检查台上，小护士在附近穿梭来去，又一次传来了酒精刺鼻的气味，这种气味至今仍然能够在五秒钟内让我的心跳加速一倍。可这次看起来没那么可怕，只不过是拿棉球给我擦了擦喉咙。有点刺痛，味儿很糟，但是有了耳科医生的长针在先，这点难受在我犹如闲庭信步一般。那位喉科专家戴着一套奇怪的器械，用带子固定在脑门上，中间有个镜子，里面有束强光射出来，就好像他长着第三只眼睛。他让我一直坚持张大嘴巴，往我食道里看了好长时间，到最后我下巴都要断了，但他没拿针刺我，所以我爱死他了。过了一会他让我闭上嘴，然后叫我妈妈进来。“问题出在他的扁桃腺，”医生说，“他的扁桃腺看上去就像被猫爪子抓过一样。必须得切掉。”这之后不久，我记得自己被推到强光下。一个戴白色口罩的人朝我俯下身来。他站在我躺的台子头上（1953和1954这两年，我总是躺在台子上），从我的角度看来，他是倒立的。“斯蒂芬，”他说，“你能听到我说话吗？”我说能。“我要你深呼吸，”他说，“等你醒了以后，想吃多少冰淇淋都可以。”他把一个东西放在我脸上。在我记忆的眼睛里，那东西形状有点像船上的舷外马达。我深吸一口气，顿时眼前一片黑暗。我醒来的时候，确实什么冰淇淋都可以给我吃，可这在我真是个绝妙的讽刺，因为我根本不想吃。我觉得喉咙很肿很胀。但这也比针扎耳朵那种老把戏好受多了。噢，任什么都好过针扎耳朵那套老把戏。非这么干不可你就摘走我的扁桃腺好了，把铁笼架子装到我腿上好了，但是上帝救我，千万别让我落到那位otiologist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