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杀新民国：宋教仁谋杀案之谜（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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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姓本名，实叫做吴福铭，山西人氏，曾在贵州某学堂读书，后投云南军伍，被裁来沪，偶至茶馆饮茶，遇着一陈姓朋友，邀我入共进会。晚上，同陈友到六野旅馆寓宿，陈言应会长欲办一人。我问他有何仇隙。陈言：“这人是无政府党，我等将替四万万同胞除害，故欲除灭那厮，并非有什么冤仇。”我尚迟疑不决。次日，至应宅会见应会长，由应面托，说能击死该人，名利双收，我才答应了去。到行刺这一日，陈邀我至三马路半斋夜餐，彼此酒意醺醺，陈方告诉我道：“那人姓宋，今晚就要上火车，事不宜迟，去收拾他方好哩。”说毕，即潜给我五响手枪一柄。陈付了酒钞，又另招两人，同叫车子到火车站，买月台票三张。一人不买票，令在外面看风。票才买好，宋已到来，姓陈的就指我说：“这就是宋某。”后来等宋从招待室出来，走至半途，我即开枪打了一下，往后就逃。至门口见有人至，恐被拘拿，又重朝天放了两枪，飞奔出站，一溜风回到应家，进门后，陈已先至，尚对我说道：“如今好了，已替四万万同胞除害了。”应会长亦甚赞我能干，且说将来必定设法，令我出洋游学。我当将手枪缴还陈友，所供是实。问官又道：“你行刺后，曾许有酬劳否？”武言：“没有。”问官哼了一声，武又道：“当时曾许我一千块洋钱，但我只拿过三十元。”问官复道：“姓陈的哪里去了？叫什么名字？”武答道：“名字已失记了。他的下落，亦未曾知道。”（《民立报》，1913年3月26日）

但是报刊另外的一些报道，证明武并不是一个如此愚笨之人，他曾经“生计极萧索，时出向上海名人乞募川资”（《民立报》，1913年3月25日），也“曾代人销售肉桂三支，偷取两支，又将其一支之售价百数十元吞没，复经告发，为法公堂拘获讯实，拘押一月了事”，“又有人见其时时往来沪、宁，忽对人自称参谋员，忽又自称参议员”（《民立报》，1913年3月27日）。频繁来往上海和南京，所干何务，大可怀疑，而自称议员、参谋，肯定不是倒古董吧。从此来看，武并不是像后来留给公众的一副愚傻形象，他作为一个读过书的军官，参加了辛亥革命，他到上海后的社会关系一直没有弄清楚过，北京政府当时发表的一篇声明讲，武士英是黄兴的人，不知证据何在。不过武在被捕后表现一直很从容，没有任何害怕和罪犯的心理特征。他被带出法庭受审时，居然沾沾自喜地说：“我生平未曾坐过汽车，此次因此案而坐公车，也是一乐。”他的口供也反复变化，让人看不到真相。刚被捕他表示根本没听说过和不认识宋，甚至杀的谁都不知道，但是马上就供出应桂馨指使他去杀宋。

而在一星期后的法庭上，他全面翻供。下面我们看看他的表现。

当时堂上第一证人吴福铭上堂，先由侃律师诘问，互为问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