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夜沉沉血作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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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二字，一字一泪，一字一恨！

其中的“扶桑三杰”，指流亡日本的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

洪澜会翻世界海，何用行吟江之滨！

此后，唐才常遍游香港、南洋、日本等地，到处集结侨胞进行演讲，慷慨陈辞，晓以大义，筹款募饷，意在为谭嗣同报仇。

在日本，他还拜于变法派头面人物康有为座下，执弟子礼，与康有为、梁启超日夕谋划，商议起兵。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唐才常在上海活动了了一段时间后，又乘轮船于香港、南洋、日本等地游走，面见孙中山，一起密议举事大义。

当时，孙中山与革命同志正策划“惠州起义”，自然希望有唐才常这样的人在湘鄂振臂，于长江流域响应。

在此，只要对辛亥革命历史稍熟的读者就会产生疑惑：康、梁二人为首的“保皇党”，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一直不和，明争暗斗，唐才常为什么能走钢丝一样，左摇右晃，在两者之间都能吃得开呢？

国人在数十年僵硬历史教条灌输下，总是简单划分“好人”、“坏人”，缺乏自我辨识，缺乏分析弹性，尤其缺乏历史的“现场”感。

唐才常，绝非一个左右逢源的滑头政客，在“改良”与“革命”之间，其实当时他自己也处于摇摆阶段。作为谭嗣同生死战友，他自然为“保皇派”引为同志，因为他反清的同时一直宣称“保皇”。这种思想，正如他本人在《正气令序》中自我剖示的那样：“日月所照，莫不尊亲。君臣之意，如何能废！”在他心目中，还把被慈禧幽囚的光绪帝当成要加以解救的“明君”。与此同时，反清的情怀，也在他心中郁结不去：“国于天地，必有所立。非我种类，其心必异！”而他这种想法，自然恰恰与一直抱着“驱除鞑虏”想法的革命党人一拍即和。

对于唐才常这种人中之龙的人物，保皇党和革命党人，都刻意拉拢，以为己用。

而唐才常呢，依违其间，游刃有余，在二者之间各取所长：保皇党有钱，革命党有人。而保皇党的“钱”，也是最早使孙中山的“兴中会”向康梁主动示好的原因。

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当时在海外名气大得不得了，他们手中握有不少华侨富商捐献的“会费”。孙中山等革命党，专门能搞“革命”鼓动和策划，特别是在日本学习的“士官生”中，不少人是孙中山信徒。如此多的青年才俊，也是唐才常所急切渴取的人才。

为此，唐才常在康、梁面前慷慨“勤王”，在孙中山面前大言“保种救国”，自然赢得了双方共同的好感。

相对而言，好友谭嗣同在北京的被杀，对唐才常刺激极大，颇思复仇，想必他心中“革命”的念头，要炽于“勤王”的忠心。

在日本东京期间，唐才常不仅同康有为、孙中山这些领袖人物打得火热，也与林圭、吴禄贞等人密切往来。前者在湖南哥老会等会党中人脉颇丰，后者乃湖北人，正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他们各受孙中山等人指示，与唐才常约定在长江流域起事，首要目的地就是武汉。其目的，就是想攻取武汉这个战略要地，作为军事大基地，进行全国性的起义。

1899年（光绪十五年）底，唐才常回国之际，前来送别的人都是大腕级人物――梁启超、孙中山等等。送行者中还有留着落腮胡的宫崎滔天（寅藏）、仁丹胡的平山周等几个日本“同志”。

返国之后，唐才常依托上海租界这块“飞地”，假借日本人田野橘次的名义，在虹口的“武昌路”（冥冥之中有天意）创立“东文学社”。

在这里，他打着日语培训班幌子，开始了“正气会”的活动。

不久，正气会易名为“自立会”。

与唐才常同时回国的林圭，在湖南长沙设立哥老会“中央本部”，暗中与张之洞联系，很想争取到这位清朝中央大员的支持。

为了在长江流域争取到各种会党等下层组织的支持，唐才常仿效哥老会，创设“富有山堂”，并发行“富有票”。

甭说，这种方法在下层民众中行之有效。仅两湖地区，就卖出了两万多张“富有票”。

有了钱，有了人，唐才常信心日增，就把自立会升级为“自立军”，分为五路，他自任全军总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