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早产的革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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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辛亥革命，又是一场早产的革命，注定要夭折。
随之而起的，是无数让人焦虑的问题。革命“胜利”后，经由无数层妥协、按照美国模版建立的国家，那么突兀，那么忽然，有悖于我们国家人民的天性、历史的传统、儒教的信仰以及我们所能顺利适应的政治制度。
所以，在这种基础上所描绘的共和蓝图，最终我们发现，不过是一幅粗糙、稚陋的政治漫画。
在近现代史中，我们中国，一直是个缺乏运气的国家。
1853年，日本的德川幕府没能阻止美国海军准将培理的武装舰队进入江户湾。在切实感受到自身虚弱的刺激下，日本人群情激奋，仅仅过了15年，明治维新告成。至此，日本完成了西化运动，而且实现了一种在现代西方世俗精神影响下的科学西化；而中国，自1793年英国人马嘎尔尼率领使团访华，就下跪、不下跪问题，西人与固步自封的乾隆帝纠缠久之，我们的“天朝”大皇帝依旧浸沉于中央王国的自恋中。过了118年，我们这个国家才最终能造成一种破坏性、颠覆性的政治建设的实现。而最终取代清朝帝国的，也不是强有力的、高效率的统治政府，而是中国王朝更迭后常见的那种秩序混乱的状态。
118年和15年，这种距离，发人深省！
19世纪50、60年代的“太平天国”洪秀全、19世纪末期的孙中山以及20世纪前五十年的蒋介石，其实都在朝着“西化”的方向迈进。饶有意味的是，这三位基督教新教的虔信者（洪秀全是狂信者），最终无不以失败告终。
可以想见，在中国，从1840年一直以来的西化，不是科学的世俗西化，而是荒唐模仿（洪秀全）或者机械“翻译”基督教语意（孙、蒋）构造中国的西化。以这种基督教的模替手段来抵拒和适应强大西方文明对古老中国的冲击，历史证明，最终都不可能成功。
从历史的经验看，可以这样说，无论是西方的基督教教义还是什么诱人的俄式“理论”，如果盲目地照搬到中国，这种“西方”模式不合适的外套，不可能适宜罩在中国固有的传统组织结构之上。所以，它的施行者们，最终都会精疲力竭，不是依旧重复那些落后而无效率的老路。就是加上“中国特色”的标签来“改造”和“适应”。
西化，恰似穿一件崭新的华丽西服，孑然独行在崎岖的窄径。
西方主义在中国，通过笔者的观察，只能造成破坏或者起到某种激发活力的作用，并不能使得我们这个国家实现真正的稳定和大一统。
然而，在混浊、汹涌的历史潜流中，我们至今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东方”视角，去观察、探析能让昔日的中央帝国实现真正富强的方向。
当然，纠缠这些“主义”、“理论”，最终依旧会陷入普遍性、特殊性（即历史规律和历史个案）的泥沼。
在21世纪的今天，经历了公元前221年到公元1840年长达2061年天命中华帝国的烙印，其实，在我们人民的内心深处，依旧怀有浓厚、统一的帝国意识――一种稳定、成就、在世界能起巨大作用的意识。
“能争汉上为先着，此复神州第一功！”无论如何，辛亥革命，这一场看似鲁莽、猝然、由一个清军新军班长（正目）联合几十个士兵以150发子弹所发起的起义，轰然弹发了革命的多米诺骨牌，抽去了清朝这个摇摇欲坠泥足巨人的脚下一块支板，让帝国跌入了永劫不复的历史深渊。
当然，辛亥革命的最终结局，也应验了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理论：
“暴力革命造成的一个并非本意的后果，常常就是独裁。总是这样，法国革命带来罗伯斯庇尔和拿破仑。17世纪时的英国革命带来克伦威尔的独裁。……因此看来，革命理想的拥护者，几乎总是成了革命的受害者。”
这段话，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辛亥革命，带来了袁世凯和日后的混战的军阀。
确确实实，“有暴力倾向的革命，肯定不容批评的自由和建立反对派的自由”，但这种苦涩的结果，绝非起义英雄们的初衷。
怀着许多好奇，许多敬畏，许多怀疑，我们回望1911那激动人心的铁血华年。
在对历史的凝视中，我们可能从高昂的革命和黯淡的失败中，寻找到给与我们启示的、成功的且少具破坏性的另一条新的道路。
或许如此，具有非凡凝聚力、耐久力和坚忍决心的中国人民，面对日后姗姗来迟的社会试验的风险，就会有足够的心理承受力和应变能力。
我真挚希望，从此以后，国民能永远告别革命！
录《红叶》诗一阙，以代叹息：
无定河边日已昏，西风刀翦更销魂。
丹枫不是寻常色，半是啼痕半血痕。?
是为序。
赫连勃勃大王（梅毅）
2008年7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