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数字经济：畅通双循环的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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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明确指出：“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1]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应以数字经济为刺激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紧跟世界发展潮流，乘势而上、顺势而为，从而进一步畅通双循环的新动能。
中国数字经济的优势与方向
短短40余年，中国已由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发展保持稳定增长。今天，中国已充分融入数字经济的浪潮并贡献着无与伦比的中国力量。
规模最大：网民数量全球第一，电子商务市场规模持续引领全球
中国网民数量早于2008年超越美国，位居世界第一。截至2019年底，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规模达13.2亿人，占据全球网民总规模的32.2%。相较之下，美国网民数量缓慢增长，近10年复合增长率为2.6%，甚至在某些年份出现负增长。[2]随着网民数量的增长，中国互联网渗透率也在逐年增加，由2009年的28.9%提升至2020年3月的64.5%。若参考美国76.8%的渗透率，中国尚有超10%的提升空间（见图14-1）。中国电子商务市场规模引领全球。2019年，中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达34.8万亿元，其中网上零售额达10.6万亿元，同比增长16.5%，电子商务市场规模持续引领全球，服务能力和应用水平进一步提高。
图14-1 2009—2020年，中美互联网网民数量及渗透率对比
资料来源：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活力最优：互联网领域融资需求旺盛，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互联网“独角兽”企业聚集地
中国正在逐渐成为继美国之后世界第二大“互联网独角兽企业”聚集地。2019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以下简称互联网企业）完成业务收入12061亿元，同比增长21.4%。[3]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19）》指出，2018年，国内互联网领域投融资规模整体呈现快速增长态势（见图14-2），投融资案例共2685件，相较2017年的1296件增长107.2%，披露的总交易金额为697亿美元。2019年，10家企业居全球互联网市值前30强，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独角兽企业60余家，数量居全球第二位。[4]
图14-2 2018—2020年，中国互联网投融资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信通院
迭代最快：新技术、新领域不断涌现，产品和服务日趋多元
新技术、新领域不断涌现，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智能硬件、可穿戴设备、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创新与产业化进程加速推进。产品与服务快速适应不断变化的需求，不断推出新的版本满足或引领需求。受疫情影响，本地生活、在线教育、网约车、在线医疗、远程办公等成为极具发展潜力的互联网应用。截至2020年6月，用户规模分别达4.09亿、3.81亿、3.40亿、2.76亿和1.99亿。与此同时，电商直播用户规模达3.09亿，成为2020年上半年增长最快的个人互联网应用。[5]
惠及面最广：以开放心态实现数字治理和数字基础设施的包容普惠
“数字政府”建设加速落地。大数据等数字技术成为政务服务的有力辅助，推动了社会治理能力和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变革。战“疫”强化了公共治理的“数字化思维”，推动数字政府建设提速。“新基建”浪潮背景下，5G、城市物联网、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加速部署升级，线上认证、不见面审批的方式更为普及，“一网通办”“一码通行”成为社会治理的“新标配”。与此同时，社会组织与企业开展扶贫项目，电商公司、电商平台为贫困用户走向市场，享受教育、医疗、金融等各方面公共服务提供机会。如蚂蚁金服集团通过互联网金融、电商扶贫等手段，为200多万农村创业者和35万贫困人口提供了大病保险、信用贷款等服务。未来，互联网平台企业与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多方面合作将成为大势所趋，用全新的大数据方式治理社会、服务民生、支撑决策。
数字科技的机遇与出路
随着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具备全球化视野和过硬实力的中国数字经济企业正逐渐“羽翼丰满”。从能力上看，中国的数字经济正在从“追赶者”变身为“超越者”，涌现了诸多本土新业态、新模式，使得中国有机会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从意愿上看，国内市场增速放缓，竞争日趋激烈，具备开拓新路的强劲动能，优势企业初具国际竞争力。
新技术赋能：关键技术新供给与数字经济的重塑和新生
新技术的进步映照着创新的厚度和活力，更是支撑数字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加速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随着新兴技术尤其是量子互联网、人工智能等颠覆性、战略性技术走向商用，推动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数字经济将拥有更广阔的想象空间。
数字要素聚沙成塔：未来全球最大的“数据库”
作为数字经济时代五大要素体系之一，大数据将在未来数字经济建设中起到关键性和基础性作用。近年来，全球大数据储量保持高速增长，其中，中国平均年增长速度比全球快3%，是全球数据增长最快的国家。预计到2025年，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数据库”（见图14-3）。[6]随着我国大数据产业逐步向标准化、规范化发展，叠加区块链等新技术赋能，困扰数字经济发展的“数据孤岛”问题将有望得到破解。各类数据之间将建立紧密的逻辑关联，数据价值将得到进一步挖掘。
图14-3 全球数据量规模及预测
资料来源：IDC
数字传输提速增效：未来全球最完善的通信网络
中国凭借核心的通信技术和广泛的市场应用，已成为全球5G通信网络的引领者。据预测，到2025年，我国5G网络投资将累计达到1.1万亿元，垂直行业相关的投资额约为0.5万亿元，遥遥领先于欧美等发达国家。[7]届时，中国将形成全球最为完善的通信网络，数以万计的“数据孤岛”将通过5G网络、大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基础设施进行联通，编织起多层次、多维度的数字通道网络，打通跨领域的“大循环”，畅通跨层级的“大动脉”，保障数字要素循环流通，并在生活生产的各个领域得到有效利用，让数字真正转化为生产要素。
数字算力奋起直追：未来的算法与算力大国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正在加速成型，中国和美国居于全球人工智能的第一梯队，两国优势领域各有侧重。中国在技术层和应用层走在世界前端，但我国在算法、硬件算力等基础层核心领域基础相对薄弱。国家密集出台相关发展规划和扶持政策，根据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到2030年，我国人工智能理论、技术与应用总体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在国家强有力的战略引导和政策支持下，以阿里巴巴、华为为代表的科技巨头全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生态，重点聚焦算力、算法等核心关键领域，加强基础研究，补创新短板，锻市场长板，增强数字经济核心竞争力。未来，中国将在AI芯片、硬件算力等领域奋起直追，塑造强大的数字算力。
新市场拓展：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与数字经济最大确定性
疫情席卷全球，对全球居民生产和生活带来了巨大冲击。数字技术作为抗击疫情的有效手段，在医疗、教育、消费、社会治理等领域表现突出，成为维系全球经济、社会有序运转的关键。中国消费动能充分恢复、经济韧性十足，更加凸显数字化是面向未来的最大确定性。数字技术的大规模应用未来将开启更多领域的“数字大门”，推动全球携手进入数字时代。
数字新生活：从消费领域拓展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疫情期间越来越多的消费活动转向线上，全球电商平台迅速发展。据预测，2022年，我国线上零售额有望达17.9万亿元，较2019年增长超68%，届时线上零售总额将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33.5%，比2019年增加近12个百分点。[8]此外，教育、医疗等领域加速数字化应用，远程医疗、在线教育、协同办公、跨境电商等服务需求旺盛。随着技术迭代和数字黏性增强，数字生活的内涵将不断丰富，成为引领未来的主流方式。
数字新生产：实体经济全面拥抱数字技术
数字化程度越高，企业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就越小，大大增强了企业主动拥抱数字经济的决心。据测算，数字化转型可为制造业企业降低17.6%的成本，并增加22.6%的营收。以数字化工厂为例，欧洲数字化工厂比例为46%，美国达54%，中国仅为25%，我国数字技术在供给端的应用仍有较大发展空间。[9]未来，数字化生产、柔性生产的进入门槛将逐步降低，产业数字化发展潜力将得到进一步释放。以阿里巴巴“犀牛工厂”为例，“犀牛工厂”聚焦中小企业的中小订单，利用数字技术实现小批量、快反应的柔性制造，将有效提升供应链的弹性和中国经济的韧性。
数字新治理：赋能国家治理现代化
为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和管理效能，各国政府纷纷加快数字化治理，积极探索社会治理新模式，新冠疫情更是加速了社会治理数字化进程。以中国为例，各地政府通过深化与市场合作，应用数字技术，在搜集和发布疫情信息、调配紧缺物资以及高效精准配送等方面做出快速反应，涌现了“健康码”“城市大脑”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数字化治理方法，社会治理“免疫力”和“掌控力”得到明显增强。数字化治理更加深入人心，数字治理将向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延伸和拓展。针对人民群众的需求，利用数字技术实现精准分析、精准服务和精准施策，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新设施固基：各国数字基础设施的“装备竞赛”与中国“加速度”
为抢占数字经济发展先机，世界各国纷纷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美国为例，依托数字经济科技创新的先发优势，美国先后出台了《美国重建基础设施立法纲要》等一系列国家战略，大力推进人工智能、科研基础设施、大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我国依托“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数字基础设施必将实现更大范围的覆盖和更高层次的应用，通过产业链带动和数字通道建设，为数字化全面崛起构筑坚实底座。
数字经济面临的五大挑战
互联网的快速普及，使数字经济呈“井喷式”发展。万物互联的时代已经悄然开启。但机遇与危机并存，在数字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楚认识到其体系的不足之处，以便更加清醒地应对未来的挑战。
数据主权
“数据主权”这一术语，最早普及于隐私领域，指个人对其在社交媒体上和进行网络消费时所提供的个人信息的控制权。随着数据在数字经济时代的价值日益凸显，其概念和内涵得以不断扩展。2011年，法国广播电台Skyrock首席执行官皮埃尔·贝朗格尝试对它进行定义，认为它是“控制我们现在和未来的能力，通过使用技术和计算机网络可对自己进行定位”。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基于预防病毒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交距离、减少互动等方面的考虑，更多地使用在线方式将会成为后疫情时代的基本特征。这种状况尤其让各方深刻认识到，数字技术在确保社会生活、企业运行连续性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重大价值。作为当今时代最宝贵的战略资源之一，数据已经成为重大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问题，数据主权也由此成为个人、企业和国家共同寻求的目标，各方都不会轻易放弃对数据的控制权。因此，必须清醒地面对数据主权这一问题，尽快确立维护我国数据主权的标准和制度。
数据管辖
数据管辖主要是指国家对数据的管辖范围和管理权限。数据是数字经济的核心，目前全球各国对跨境数据管辖标准不一。欧美部分国家试图将其国内数据管辖标准移植为国际标准，并按照因地因人规则对境内外数据实施“长臂管辖”。2010年以来，韩国、越南、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纷纷要求对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本地存储、数据离境强监管等。2015年，欧盟提出“单一数字市场”（DSM），加强欧盟内部电信市场的整合。在此基础上，2018年欧盟公布《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提出更高的数据保护及市场准入标准，要求企业只要对欧盟数据主体提供商品、服务或对其监控，无论是否在欧盟境内，都要受到GDPR的约束。各国对数字管辖的高端重视，警醒着我国也应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强化国内外数据管辖的能力和权限。
数据监管
数据具有极强的流动性和虚拟性，因此应进一步强化政府对数据的监管权。各国出于对本国信息安全和用户数据信息的保护，出台法案加强外国数字经济企业的监管。2018年，欧盟出台单一数字市场战略和GDPR政策，对进入欧盟的数字经济企业进行监管，要求数据存储本地化，深入强化国家对数据的监管。美国总统特朗普2019年5月15日签署了《确保信息通信技术与服务供应链安全》的行政令，限制由外国对手公司设计、开发、制造或提供的信息通信技术或服务，禁止外国对手公司获取或使用受美国管辖的信息通信技术或服务。印尼强制在智能手机制造中使用本地内容以及强制数据存储本地化。俄罗斯、越南、印度等国也纷纷出台了要求数据存储本地化的法案。印度BN Srikrishna委员会制定的《数据保护法案》禁止科技公司对儿童用户进行分析、跟踪、行为监测或广告宣传等。我国于2019年出台了数据离境的有关法律法规，但数字贸易监管法律法规基本上仍处于空白状态。由于各国间数据跨境流动的规则无法衔接，对技术创新与市场发展产生阻隔，我国数字经济企业获取及利用境外数据难度进一步加大。
数据垄断
新时代，数据资源已成为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的经济性资源之一。“数据为王”的数字经济时代已悄然降临。数据的经济性价值，使各大公司趋之若鹜，纷纷争夺这一利益性资源，并产生新的寡头。数据寡头通过自身营造的网络生态系统吸引千万流量、汇聚海量信息，对数据的控制提高了市场进入壁垒及转换成本，带来了赢者通吃的局面。数据垄断的问题就此展开。为获得数据优势，平台通常采取激进的行业并购策略。对此，各国纷纷采取相应反垄断措施。如欧盟委员会从2010年开始启动对谷歌的反垄断调查，对谷歌提出三大指控，分别涉及比较购物、安卓系统和广告服务，并针对谷歌滥用市场地位的行为处罚43.4亿欧元，这是全球迄今为止最高的一笔垄断罚单。此外，欧盟还先后对英特尔、微软、脸书开展反垄断调查，并分别处罚10.6亿欧元、14.6亿欧元、1.1亿欧元。在全球数字经济日益呈现寡头竞争的情况下，反垄断已成为欧美限制跨国数字科技巨头扩张的利器。我国也应以此为鉴，出台相应法律法规，打破数据垄断，维护数据平衡。
数据保护
数据的经济性价值，使数据在先天属性上即具有隐私性、保密性和使用性。因此，欧美等国纷纷出台相关政策措施，加大对数据的保护力度。面对全球数字贸易壁垒的日渐增多，以及市场分割、寡头割据、技术封锁等因素对我国造成的重大冲击，我国应进一步平衡数据保护与数字贸易的需求，完善“走出去”的统筹协调机制和政策支持体系，开放合作形成数字经济国际规则。首先，要完善数据保护的统筹协调和监管机制，规范法律政策体系。建立多部门参与制度，支持数据保护的发展模式，规范数据保护的协调机制。其次，平衡数据保护与跨境数字贸易的需求，协调国内监管与对外开放的政策，打击跨国网络犯罪，建立网络黑灰产业联合治理机制，推动签署禁止网络攻击的国际公约，促进国际数据保护多边协同治理机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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