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记忆偏差与虚妄记忆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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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部分：神经心理局限性

引申话题：知觉、自我欺骗

能够导致记忆偏差的方式多到数不清。实际上，编造一个完全虚假的记忆并非难事，有时甚至某些误入歧途的治疗师也会这么做。

认知心理学告诉我们，单纯的人类思维很容易受到错误观念和错觉的影响，因为人们会依赖记忆中的那些鲜活事例，而非系统的统计数据。

——史蒂芬·平克

我们对世界的感知其实是转瞬即逝的。一旦对某一事物的体验结束了，它就成为我们的记忆。记忆一开始都是短时的，而其中一部分会不断加固成为长时记忆。所谓记忆，就是个人对这个世界认知的总和。

但是，人类的记忆究竟有多靠谱呢？请回想一下你的童年吧，找一个你记忆犹新的片段——它会经常出现在你的回忆里，并成为你过去和成长中重要的一部分。我并不想向你挑明（实际上我倒是很想）的事实是，你的这段童年记忆很有可能大部分（甚至全部）是错误的。

你也许觉得这太耸人听闻了。你也许会想：“怎么可能？我10岁那年确实去过这家玩具店，我记得很清楚，不可能记错啊！”可惜我得告诉你，过去一个世纪以来的记忆研究表明，事实并非像你想的那样。

我们的记忆无法准确记录过去，记忆并不是一种客观被动的记录，我们的大脑不是一部摄像机。记忆始于不完整的知觉，并掺杂着我们的固有观念和成见，随着时间的流逝，到最后记忆逐渐扭曲，并纠缠在一起。与其说它给大脑提供信息，倒不如说它加固了我们头脑中已有的观念。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记忆就像不断演变的故事，只不过我们是在自说自话。

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一场激烈的讨论进入最后阶段，当我们需要消除分歧时，竟然发现大家对刚才那场讨论的回忆各不相同！在这种情况下，你会相信自己的记忆，认为其他人都记错了。当然，其他人也都是这么想的。

我们也会回想当年和伙伴一起做过的事。在《怀疑论者的宇宙指南》播客节目的某一集中，我和鲍勃、杰伊一起回想起我们小时候的一次家庭旅行。我们去了庞贝古城和赫库兰尼姆城。他们两人清楚地记得，旅途中我们碰上了一个恶趣味的当地导游，他总是关注那些象征男性生殖器的古代建筑或设计，并指给我母亲看。相反，我记得这个导游是我母亲上一次去庞贝古城旅游的时候遇到的，是她告诉我们有关这个导游的事情的，我们三人其实根本没见过他。鲍勃和杰伊简直不敢相信，他们的记忆错得如此离谱（尽管他们一直坚持说是我记错了）。

关于记忆的形成过程，人们已经做了很多相关研究。我们不停地在感知外部世界，这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进行主观建构的过程。关于这一点，我们会在本书第3章《不靠谱的知觉》中展开讨论。人类感官接收的各种信息，不重要的会被过滤。我们借由这些输入信息来判断我们所感知到的内容，并随时参照现有的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模型和推论。我们希望知觉是连续的，任何信息都能随时更新。

随后知觉信息流会成为记忆。最近的研究结果表明，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也许是同时形成的，但最开始绝大多数都是短时记忆，随后它们迅速衰退。几天后，长时记忆得到加强，并成为头脑中的主导记忆。当然，这两种记忆模式的相互关系也许没这么简单，相关研究也还在继续进行。但不管怎样，这是最基本的事实。

长时记忆的种类可谓五花八门。尽管相互之间大同小异，但它们的神经解剖学联结（即用到的大脑神经网络）各不相同。

“陈述性记忆”（declarative memory），又叫“外显记忆”，指的是储存在长时记忆中的事实情况，并被有意识地回忆。大多数人所声称的记忆，就是指陈述性记忆。“程序性记忆”（procedural memory），又叫“内隐记忆”，则是相对更自动化的一种记忆方式，主要负责存储“肌肉运动功能”，比如学习投篮和写字。

陈述性记忆还可以进一步细分。“情景记忆”（episodic memory）指的是我们对个人经历和外部事件的记忆。情景记忆构成了所谓“自传体记忆”（autobiographical memory），即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件的记忆，而且通常都是站在第一人称视角的。其中，有一种特殊的自传体记忆称为“闪光灯记忆”，它指的是对某个震撼内心的重大事件的鲜活记忆。例如，当“9·11”事件或者类似事件发生时，你能想得起当时你身在何处，正在做什么事，这就是一种闪光灯记忆。

“语义记忆”（semantic memory）是一种对外部世界的真实记忆，但这种记忆并非来自个人经历。语义记忆也分为几个组成部分，分别存储在不同地方。既有对事实的记忆，也有对每个事实“真实性”的记忆（即这件事到底是真是假），还包括对该事实来源的记忆。这就解释了一个普遍现象：人们常常只记得在某个地方听过某件事，但就是想不起具体在哪里听过，甚至记不清这件事到底是真是假。

记忆的可塑性

在记忆刚开始形成时，它就不是完美无缺的，甚至也不见得能始终如一。提取记忆，其实就是一个重塑和更新记忆的过程。和知觉一样，记忆也强调内在的一致性。我们会对记忆做适当调整，使之符合内心对事实的描述。如果描述有所变化，我们会调整自己的记忆去适应这种变化。

记忆的持续过程也绝非一帆风顺，其间会有许多曲折。我们自行塑造记忆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记忆融合。我们会融合不同记忆的细节，比如将它们混在一起，或者干脆把两个截然不同的记忆片段合二为一。上文提过我们记得小时候好像去过某家玩具店的事情。也许你还记得，在玩具店你遇到了一个陌生人，这段经历让你心有余悸。实际上，你可能是在其他地方和其他时间遇到这个陌生人的。但不知为什么，你会把它融入去玩具店的这段记忆里。也可能这段令人不快的经历只是电影里的某个情节，或者你遇到的不是陌生人，而是其他什么人。总之，你把这段经历与自身的记忆结合起来了。

记忆虚构。简单来说，就是编故事。这完全是一个自发的、下意识的过程。同样，因为大脑更愿意构建连续性的、前后一致的记忆，因此每当记忆出现部分缺失时，大脑会“编造”这些缺失的细节，以便让记忆完整呈现。

和正常人相比，痴呆症患者虚构记忆的次数会更频繁。因为他们的记忆和认知能力低下，所以头脑中会产生更多的“缺失”片段。严重的痴呆症患者甚至会虚构从来没有发生的事件，而且他们这么做几乎是自发的。

编造细节，是为了强调整个事件对心理造成的影响。事实上，某段记忆总体上的主题情感与记忆的具体细节，在大脑中储存的位置是完全不同的。

2008年，当被问及几年前对波斯尼亚的一次访问时，希拉里·克林顿回忆道：

我当然记得这次访问。正如托戈所言，在白宫有句老话是这么说的：总统不能去那些太小、太穷、太危险的地方，这种地方还是让第一夫人去吧！波斯尼亚就是这样一个鬼地方。当飞机降落时，连狙击手射击的声音都听得见。照理说机场应该举行欢迎仪式，但我们不得不低着头跑向汽车，并直接开往下榻的地方。

可惜我们有视频为证，这让希拉里有些难堪。在媒体找到的这段录像中，希拉里和女儿切尔西悠闲地走在一起，看不出有任何慌张或害怕。她甚至在机场跑道上停住脚步，和一位年轻的女士打起了招呼。她自己的描述和视频当中显示的情景，完全有天壤之别。

因为对此事“撒谎”，希拉里受到广泛的批评。其实根本没必要谴责她。当到一个战火纷飞的地方访问时，那种恐惧和焦虑无疑让她印象深刻。于是，为了符合这种心理状态，她会自动“脑补”各种有关的细节。

1995年，伊丽莎白·洛夫特斯和杰奎琳·皮克雷尔开展了一项后来被称为“商场迷失”的研究。她们挑选了24位受试者，并通过采访他们的长辈，为每位受试者编写了一本小册子，上面详细记载了他们从小到大所经历的四件事。不过，其中只有三件事是真的，第四个关于“曾经在商场里走失”的经历，则完全是编造的。

受试者能够回忆起68%的真实经历中的某些细节。然而，还有29%的人能部分或全部“回想”起那个编造的经历。部分受试者甚至能极为详尽地描述这段“经历”，并对描述的准确性深信不疑。

2010年，伊莎贝尔·林德纳与人合作开展了一项研究，其结果显示：只要观察到别人做了某件事，我们就可能产生一个虚假的印象，仿佛这件事是我们自己做的。报告中提道：

在三项试验中，受试者会观察到某些行为，而其中有些行为他们自己从来没有尝试过。随后他们会接受记忆来源测试。与控制组相比，观察他人行为显著增加了受试者的虚假记忆，他们认为这些行为是自己完成的。

此前进行的研究也表明，仅靠想象就足够让人产生对一件事的虚假记忆。想象所激活的脑区与真实记忆的脑区高度重叠。归根结底，随着时间的流逝，想象中的记忆会逐渐变得和真实的记忆没什么两样，于是就产生了虚假的记忆。

那些与声称被外星人绑架的“受害者”打交道的治疗师经常犯这样的错误，他们采用催眠的方式，鼓励来访者想象自己被绑架的情景。实质上，这类“研究”就是让人们主动产生（而不是被动揭示）曾被外星人绑架的错误记忆。

2015年，朱莉娅·肖和斯蒂芬·波特研究发现，假如被警察连续盘问3个小时以上，许多成年人就会相信他们真的犯下了某种罪行，虽然实际上他们根本没有犯罪。研究报告写道：

我们发现，在与警方打过交道后，人们很容易产生虚假的犯罪记忆，并能描述出极其逼真的各种细节。

实际上，大脑一直在欺骗我们。它会把不同的记忆来源拼接成故事，并附上各种必要的细节，从而让整个故事完整无缺。

记忆个人化。发生在他人身上的故事，会逐渐转化为自身的记忆。别人的离奇遭遇，几个月或者几年后，会被我们当作自己的亲身经历，或至少是亲眼看见的经历（鲍勃和杰伊关于庞贝古城的导游显而易见的错误记忆，也许就来源于此）。

N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主持人布莱恩·威廉姆斯也同样中了招。几年前他曾说过一个故事：有一次他乘坐直升机飞临伊拉克上空，结果遭到炮火攻击不得不迫降。问题在于，这个故事他已经讲了很多年，但与亲临伊拉克的人的回忆大相径庭。他似乎是道听途说了另一架直升机的迫降经历，并把它糅合到自己乘坐直升机的经历当中（当然没有别人的这么戏剧性），从而变成自己的亲身体验。和其他人一样，他的记忆产生了偏差。他最后被炒了鱿鱼，很大一部分原因恐怕就是他在这个问题上“撒了谎”。

记忆误导。我们都是社会的一分子，我们拥有的社会属性之一就是，高度看重他人的证词。当人们聚在一起讨论某件事，并分享他们各自对这件事的印象时，他们会相互误导对方的记忆。人们容易轻信别人口中的细节，并将其完美地融入自己的记忆。

法庭上的证人在做证之前，不得相互见面或交谈，道理就在于此。

记忆扭曲。记忆的各种细节很容易被篡改或扭曲。随着时间的推移，头脑中储存的细节会不知不觉地有所改变，或者为了迎合记忆中感性的那一面，而故意有所调整。

暗示也能改变记忆。当回忆某样事物时，如果有人暗示其中的某个细节，就会让人们接受这个细节的真实性。例如，受访者看到一个包着头巾的人，但是无法分辨其性别。如果这时候有人用“她”来描述这个人，那么他们就会认定这就是一位包着头巾的女士。

我们也可以扭曲记忆的不同成分，相互之间不受影响。2005年，由斯库尔尼克主导的一项研究证实了，我们对事件“真实性”的记忆与对事件本身的记忆是相互独立的。就好像记忆的旁边还设有一个复选框，如果我们确定它是真实的，就在框里打个钩。在实验中，斯库尔尼克先给受试者一些事实性的描述，但又告知受试者部分描述是违背真相的。例如，他会告诉受试者“疫苗会导致自闭症发作的这个说法是不对的”。3天后，当他再次询问受试者时，27%的年轻成年受试者把错误的说法记成了真实的。在年长受试者中，这个比例则高达40%。显然，我们本应该重视这个复选框，可惜我们并没有。

对记忆的信心及其准确程度

奈塞尔和哈施于1992年做的试验，可能是史上最具影响力的记忆研究之一。他们针对“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这一重大事件，做了一项关于“闪光灯记忆”的试验。在事故发生后的24小时内，他们迅速向心理学专业入门班的106名学生发放调查问卷，请他们回忆当听到这一噩耗时的情景。研究者专门设计了7个问题，包括当时他们在做什么，以及听闻事故后的感受如何。两年半之后，同一批学生接受了后续测试。研究人员请他们就自己对事件记忆准确程度的信心打分，分值从1分到5分不等。

首次测试时7个问题的答案，这些学生平均只能记得2.95个。1/4的学生连一个答案也没有写对，一半学生只回答对了2道题，甚至不到2道题。实际上，1/4的学生甚至忘了他们此前做过该测试。尽管他们的记忆看上去那么糟糕，但他们给自己记忆准确性的打分却达到了惊人的4.17分（满分5分）。其他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即对记忆准确程度的信心与记忆本身是否准确，两者根本没有联系。我们往往认为，描述越生动，对记忆越自信，那么回忆的准确性也就越高，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很显然，研究结果给我们上了一课：我们对自身记忆的准确性最好别太自信。下文会提到，如果你无法掌握记忆的本质，就会有大麻烦。

虚妄记忆综合征

信仰和谬误同样有惊人的文化惯性，很难彻底根除——这就好比占星术，尽管只有少数人相信它，但它就是能顽强地存在下去。

但是，专业领域不应如此。比如医疗相关行业必须有一个最低限度的执业标准。人们不能凭空设定这个标准，而是必须基于一定的事实，即需要有一定的科学依据。对专业人士（尤其是对医护工作者）而言，如果还坚持某个早已声名狼藉的错误观念，那将是不可原谅的。

20世纪80年代有一个毫无科学根据的观点非常流行：人们可以强行压制对某个事件的惨痛回忆，但这么做会转而表现出某种貌似不相干的心理疾病，比如焦虑和饮食失调。随着1988年《治疗的勇气》（The Courage to Heal）这本书的发行，这种观念也流行开来。这本书的作者声称，我们应该鼓励患有这些疾病的治疗对象（尤其是女性）重拾那段不堪回首的记忆。如果这段记忆能够重新开发出来，那么它必定真实存在过。

这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的“撒旦的恐慌”现象。其中许多人依靠特殊技术恢复记忆，他们不但“回忆”起自己曾经遭受虐待，而且曾是“撒旦仪式虐待”的牺牲品。

对心理治疗行业而言，“重获记忆综合征”是一次重大的失误。这些非同寻常的治疗理念从未得到实证支持。除此之外，一些最基本的问题都被忽略了：是否有证据证明患者在治疗过程中想起的那些不可思议的事件？能否举例说明？有没有可能那些所谓的重获记忆仅仅是治疗的成果，而并非真实的回放？

这样的事后分析一直持续了30年，现在我们终于可以自信地宣布：“重获记忆综合征”几乎就不存在。伤痛虽然不堪回首，但人们通常不会压抑这段记忆（是否有个别例外也一直颇有争议）。再者，正如伊丽莎白·洛夫特斯所说，记忆是构建出来的，而且可塑性很强。另外，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执法机关（包括专家学者）都做过独立调查。他们从未发现“撒旦仪式虐待”、谋杀和其他暴行的证据。这些事件完全是虚构的。

从整个惨剧中，我们倒是能更好地理解所谓“虚妄记忆综合征”，即构建完全错误的记忆。产生综合征的途径包括有意识引导的意象描述、催眠、暗示和群体压力。这些手段违背了调查研究的基本规则——不得把说法强加给别人，从而引导他们，对心理脆弱或思维混乱的人更应如此。

记忆是否有可能被强行压制，并在后期准确地呈现，人们对此还有争议。但无论如何，20世纪八九十年代流行一时的“压制记忆”的治疗经不起事实检验，这一点毫无疑问。说实话，这就是一个炮制虚妄记忆综合征的工作。即使饱受争议，某些理念还是大行其道，哪怕它对病人和家属是有害的。这说明在心理卫生领域，总体上还是缺乏对从业者的约束。

更令人失望的是，这种重获记忆的疗法至今仍未销声匿迹。实际上，现在只有少数专家还认为压制记忆并非不可能。然而，即使你赞成这种说法，重新唤醒这段“记忆”的疗法也缺乏事实依据。考虑到其潜在的危害，我们应该阻止这种做法。毕竟该做法有效与否，还有待证明。

1990年，陪审团经过仅仅一天的审议，就判决乔治·富兰克林谋杀罪名成立。这一罪名完全是由他女儿“重获”的记忆推论而来的。在谋杀案发生20年后，她才回忆起这桩罪行。记忆封存了20个春秋后，她终于借助“治疗手段”，逐渐回忆起她如何目睹父亲强奸并杀害她年仅8岁的小伙伴。这一谋杀指控并无实际证据。在被判终身监禁5年后，富兰克林的案子居然得以翻盘，而他本人也没有接受再审。之所以出现这一反转，部分也是缘于案中对“重获记忆”和催眠手段的不当使用。他的女儿当时描述得绘声绘色而又充满自信，显然给陪审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者由此做出了终身监禁且不得保释的判决。

陪审团本不该做出这样的决定。

哪怕我们不是陪审员，了解记忆的本质依然十分重要。每当你说“我记得很清楚……”时，你还是别往下说了——因为你不可能记这么清楚。这段记忆是你的大脑臆造出来的，它很可能掺杂了其他内容，可能被误导了，可能是虚构的，可能被个人化了，也可能被扭曲了。每一次你想起它，其实都是在“重构”这段记忆，从而让它离事实越来越远。

对待记忆，我们不可轻信，也不可盲目自信。除非是关于去庞贝古城的旅行，那毫无疑问——你没错，是你的兄弟记错了。

指克林顿执政时期的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部长托戈·韦斯特。——译者注

第2章 记忆偏差与虚妄记忆综合征

第2章记忆偏差与虚妄记忆综合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