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中国文化的根
《认识《易经》》第六节 中国文化的根,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易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中国古人认为文化就是人们的道德内化后心态的一种外在表现。有文化的人一般都有文明礼貌，做到温、良、恭、俭、让。中华文化的源头是《易经》。《易经》讲：“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西汉的易学家又明确提出“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显然古人认为文化是和武力相对应的人文教化的意思。
现在文化的含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广义上讲，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讲，文化指的是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价值观念，一般人们所说的文化是指狭义文化。
中华传统文化是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先祖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继承和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容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她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我们民族优秀的文化不能丢，传统的精华不能丢，优良的传统更应该继承。中华传统文化体现出群体性特征，不容许把个人价值、个人利益放在群体价值、群体利益之上；西方文化体现出个体性特征，强调个人价值、个人利益第一。
和合、中庸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建设首先要继承和发扬以中庸、和合为核心的和谐文化。时代呼唤复兴传统的和谐文化，建立以和谐文化为核心内容的新的现代先进文化体系。建立现代先进文化体系，建设反腐昌廉的政治体制，必须反对腐朽文化、腐败文化。
一、《易经》和传统文化
《易传》提出十分重要的太和观念，讲“保合太和，乃利贞”（《周易集解》卷一）。重视“合”与“和”的价值，认为保持完满的和谐，万物就能顺利发展。因此在先秦时期，“和合”文化得以产生和发展。概而言之，所谓“和合”的“和”，指和谐、和平、祥和；“合”指结合、融合、合作。“和合”连起来讲，指在承认“不同”事物之矛盾、差异的前提下，把彼此不同的事物统一于一个相互依存的和谐整体中，并在不同事物“和合”的过程中，吸取各个事物的优点、长处，克服其缺点、短处，使之达到最佳组合。由此促进新事物的产生，推动事物的发展。在此“和合”精神的指导下，中华文化不断创新，同时也推动了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由此可见，和合文化并不否认矛盾、差异和必要的斗争，它本身就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只是把矛盾、差异和斗争限定在相互依存的和合体中，防止因过度的矛盾斗争而破坏了不同事物共同存在的基础，使得事物的发展停滞不前。这表明，和合文化有两个基本要素，一是客观地承认不同，比如阴阳、天人、男女、父子、上下等，相互不同；二是把不同的事物有机地合为一体，如阴阳和合、天人合一、五教和合、五行和合等。《尚书》指出“和”是指对社会、人际关系诸多冲突的处理；“合”指相合、符合。春秋时期“和合”二字连用并举，构成和合范畴。《国语·郑语》称：“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意思是说商契能把五教加以和合，使百姓安身立命。《国语·郑语》记述了史伯关于“和”“同”的论述：“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认为阴阳和而万物生，完全相同的东西则无所生。可见和合中包含了不同事物的差异，矛盾多样性的统一，如此才能生成，才能发展。道家创始人老子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的思想，认为道蕴含着阴阳两个相反方面，万物都包含着阴阳，阴阳相互作用而构成和。和是宇宙万物的本质以及天地万物生存的基础。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以“和”作为人文精神的核心。其弟子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这代表了孔子的思想，认为治国处世、礼仪制度，以和为价值标准。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孔子强调：“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既承认差异，又和合不同的事物，通过互济互补，达到统一、和谐。这与“同而不和”，取消不同事物的差异的专一观念形成对照。《管子》将和合并举，指出：“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管子集校》第八）认为蓄养道德，人民就和合，和合便能和谐，和谐所以团聚，和谐团聚就不会受到伤害，给和合以高度重视。墨子认为和合是处理人与社会关系的根本原则，指出天下不安定的原因在于父子兄弟结怨仇，而有离散之心，所以“离散不能相和合”（《墨子间诂》卷三）。
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进程是随着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最早的发祥地之一，是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主干区。此外还有长江文明、岭南文明、以燕山为中心的燕辽北方文明。这四大文明区经过长期的交往、斗争、融合，形成了华夏民族的华夏文明。到夏、商、周时中国进入了奴隶制社会，华夏文明得到进一步发展。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过渡的时期，也是中华文化的奠基时期。这时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道、儒、墨、法四家。《易经》是中华文化的根，是中国儒道学说和诸子百家的活水源头。乾卦和坤卦是八卦和六十四卦的父母卦。孔子根据乾卦的刚强、自强不息的思想，发展出了积极进取、奋发上进、入世做官的儒家学说；老子依据坤卦以柔克刚、厚德载物的思想，发展出了顺其自然、出世超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和无为而治的道家学说。
儒家主张入世，重视现实社会的人生问题。儒家思想的重要范畴是“仁”“礼”和“中庸”，核心是“仁”。主张“仁者，爱人”，人与人之间要彼此相爱。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儒家的创始人孔子由“仁”出发提出了一套修身达仁的伦理观念和道德教化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念。孟子捍卫并发展了孔子“仁”的思想，在孔子“杀身成仁”的基础上孟子提出“舍生取义”，提倡仁政，反对暴政。他还进一步完善了孔子的人本思想，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后来到汉朝，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罢黩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使得儒家思想成为后世适应封建统治阶级需要的影响最大的思想流派。其代表经典是“四书”：《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和“五经”：《易经》《诗经》《尚书》《周礼》和《春秋》。
道家学说是老子创立、庄子继承发展的。“道”表示宇宙的原始状态和世界的本源。道家以“出世”的超然态度对待人世间的纷争；他们尊重天道，崇尚自然，倡导无为；在基本人生态度和政治理想方面与儒家相悖，主张个人道德修养、与世无争。其代表经典是《道德经》和《庄子》。
墨家代表人物是墨子，开始从学于儒家，后来走向儒学的对立面。墨家从小生产者的立场出发提出“兼爱”“尚贤”的思想。其主张多为劳苦大众说话，他们游说诸侯，力图阻止战争，希望安定社会和民众，但在那时实际是做不到的。其代表经典是《墨子》。
法家学说是韩非子创立，商鞅等人实践和发展的，法家主张以刑、法治国。他们是代表新兴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一些政治改革家。他们依据人有“好利恶害”的本性，提出了一整套同儒家的“礼治”“德治”相对立的以刑、法手段为主，以治理国家、维护中央集权为目的，以加强君主专制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和改革举措。这种思想在当时具有促进思想解放社会变革的进步作用，但把人际关系看成纯粹利害关系，使人际关系庸俗化和紧张化，不利于社会的稳定。法家的主要经典是《韩非子》和《商君书》。
二、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及特征
文化从宏观上可分为制度文化、物资文化、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四个层面；从表现形式上有宗教文化、民俗文化、饮食文化、文学艺术文化、建筑文化、中医文化、养神文化、以及科学技术文化、管理文化、军事文化等。传统文化主要是从精神文化层面讲的，精神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哲学思想和思维方式。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内容特征上看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阴阳五行学说；二是以人为本，“天人合一”理念；三是“中庸”“和谐”思想；四是崇德尚义，“克己修身”观念；五是重和谐求统一的思想。
1.阴阳五行学说
阴阳学说认为任何事物的内部都包含两种对立因素的统一，阴中始终包含着阳，阳中始终包含着阴；两种对立因素不是固定不变的，对立双方始终处于消长交替的不停运动之中。在一定条件下阴阳各向对方转化。
五行学说是指世界统一于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及其运动。阴阳和五行学说是古代朴素的辩证法和唯物论。五行思想强调五种物质运动之间是有联系的，它们之间有生与克的关系。生是指生成、促进、助长等作用。克是指克制、束缚、挫折、摧毁等作用。生的模式是：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克的模式是：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五行思想不仅指明宇宙统一于以“金木水火土”为代表的物质运动，而且世上任何事物都被其他事物所生，也被其他事物所克；同时任何事物本身也都生着或克着另外一种事物。所以，世界上决没有任何事物或力量能够绝对凌驾于其他一切事物与力量之上。而且，一种事物对另一种事物的生或者克，做过了头又会引发反生或反克。例如水生木，但如果灌水太多，也能把木（植物）淹死了。又如父母爱子女是生，但如果是溺爱，反而不利于子女健康成长。阴阳五行既相生相克，矛盾对立；又可互相促进、互相转化，双方处于一个和谐的共同体中。
2.以人为本，天人合一思想
此思想主张“天地之性，人为贵”，“人者，天地之心”，肯定人是宇宙的中心。中国传统主流文化不重视彼岸世界，始终关注的焦点是现实世界，是人类社会的有序和谐与人生理想的实现。天人合一又叫“天人相应”“天人和谐”“天人统一”，主要认为人类在大自然中生成并发展，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人与自然相通相应，是个统一体。由此得出结论，人与自然必须和谐相处。
在传统文化“天人合一”这个思想中，“天”的含义也是双重的，指苍天、上天和大自然。
西方人认为大自然和万物是上帝创造的，他们在如何对待自然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崇拜自然、征服自然、协调自然。中华传统文化不讲“征服自然”，相反地，非常重视“顺应自然”“顺天应时”。这正是“天人合一”“天人相应”“天人和谐”的突出表现。
3.“中和”“中庸”“和谐”思想
“中和”“中庸”“和谐”是中华传统文化所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社会上或自然界的事物尽管千差万别，矛盾交织，却能实现多样性的统一，复杂的平衡；种种不同的事物聚在一起却能协调和谐、和而不同，共生并存，互相促进。传统文化认为必须坚持中庸之道，以中庸为手段，才能达到中和、和谐的目的。但是中庸常被人误解，以为是折中调和、不分是非、不讲原则，各打五十大板，其实根本不是这样的。中庸是指不偏不倚、恰到好处、适度、中正。
4.崇德尚义，克己修身观念
中华传统文化重视德行的培养和人格的提升，历来高度推崇那些有高尚精神追求的人士。孔子说“杀身以成仁”，孟子说“舍生而取义”，都是认为道德信念的信守和道德理想的坚持可以不受物质条件影响，在一定的条件下比生命还重要。除了这些核心理念，几千年来中国文明确实形成了自己的价值偏好，即责任先于权利，义务先于自由，社群高于个人，和谐高于冲突。所以，中华传统文化非常强调修身。克己就是要克服自己身上的弱点，一切进德修业的积极行为都免不了要克服自己身上的弱点。例如见义勇为要克服怯懦之心，坚持原则要克服患得患失之心，做学问、创事业要克服怠惰之心，等等。修身是教人要有高尚的修养与品德。修身思想在中国有深厚的传统。现在人们不谈修身，却只谈“实现自身价值”，但又不知道什么是自身价值，更不知怎样才能实现和提高自身价值。
人生下来便是“万物之灵”，有超过其他动物的价值。但这种原生的“自身价值”毕竟是很有限的；尤其是把任性、快意、满足种种物欲和虚荣心视为“实现自身价值”，那更是一种误解。要做一个高尚的人、有道德的人，必须自觉地提高自身修养。孔子要求通过“成仁”、孟子要求通过“取义”，来实现自身的价值。在中国历史上的确有很多人做到了。文天祥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并且把这种信念付诸行动，岳飞、文天祥、戚继光是古人实现了很高的自身价值的典范。司马迁说“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其实人活着更有“重于泰山”与“轻于鸿毛”的区别，而衡量这种价值及实现程度的绝不是以自我感觉为准，而是要得到社会乃至历史的评定和承认。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传统文化修身克己的优良传统。因为“文革”专门研究如何整人，整人与修身显然是针锋相对的两种文化。“文革”提倡“造反派的脾气”，要求“头上长角，身上长刺”，专门去斗别人；而且极端任性，为所欲为，这当然与克己背道而驰。“文革”在国民精神世界中留下的恶劣影响是深远的，直到如今仍影响到国民素质的提高与社会公德的树立。现在有些人实在太任性了，情绪一激动就走向极端，而不考虑行为的后果。特别是有的青少年(包括大学生)缺乏心理承受能力，受到挫折就作出消极或过激的反应。随着现代物质文明的发展，人的任性与纵欲程度正呈现出攀升之势。中华传统文化的修身克己思想正是任性纵欲的对症良药，中华民族在这方面的独创性思维方式很应该在当今的世界传播与弘扬。
5.重和谐求统一
中国传统文化从整体风貌上讲是属于大陆型文化。这是由中国所处的半封闭的地理环境和长期与海外隔绝的发展路径所决定的，使中国文化始终保持着自身的风格和系统，顽强生存，源远流长，绵延至今，没有因外族入侵而中断过。中国传统文化是农耕文化。农业经济造成了对自然条件的高度依赖，农业经济基本上是靠天吃饭，农业经济的发展要求和平统一。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古代的思想家认为人类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所以，人的一切活动都要与自然界相协调，要同自然界和谐相处。这种重和谐求统一的思想体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就主张“贵和尚中”、和为贵。在人与人、社会成员、团体之间矛盾的解决上主张运用“中庸”之道，通过融合、调和来解决。这样就形成了中国人自古以来重和谐求统一的思想文化特征和民族精神。
优秀传统文化有各种各样的具体表现，而民族精神则是中华民族绵延发展的深层动力和总体精神。《周易》的两句话可以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表达。“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主张刚健有为、积极进取，奋发向上、永远前进，这体现了中华民族愈是遭受挫折愈是奋起进取的精神状态和坚忍不拔的意志。“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体现了中华文化特有的“兼容并蓄”“以和为贵”，崇尚和谐统一的包容宽厚胸怀。
三、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人类所获得的才能、技艺和习惯等。对于文化概念的解释据说有260多种，文化的第一种含义是社会价值，也就是超越时代并流传给后代人的有形或无形资产，第二种含义是文化产业。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使中西方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中华文化体现出群体性的文化特征，这种群体性的文化特征是不允许把个人价值、个人利益凌驾于群体价值、群体利益之上的。西方文化体现出个体文化特征，这种个体性文化特征在人文思想上崇尚个人价值第一，把个人利益凌驾于群体利益之上。
一个民族的文化集中反映在其价值观念及其哲学思想中。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价值标准，一是强调人的群体价值，是把个人的价值归结为家族价值、团体价值、社会价值之中，强调个人对家庭、族群、社会的责任和服从；二是把人的价值归结为道德价值。在利益关系和价值实现上重义轻利，而这一点同西方文化价值取向的重利轻义是完全不同的。西方的价值观是强调个人，把个人利益、个性自由放在第一位。这种价值取向推动了西方三百年的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以至于人们长期以来把西方的这种价值观作为“普世”价值观。
从哲学思想上看，西方哲学强调事物的矛盾和矛盾双方的斗争，是非此即彼的二元论。他们认为矛盾是绝对的，不能调和的，事物的进步、矛盾的解决只能通过一方战胜另一方、一方吃掉另一方，世界要和平，必须由作为“上帝优秀子民”的他们打败、消灭其他“劣等民族”“劣等人种”。所以，他们不断对外发动战争。美国建国230年，发动了220场对外战争。中国哲学既重视矛盾双方的斗争，又重视矛盾双方的统一与和谐。认为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通过折中、调和来解决，矛盾双方既有斗争，又有统一；西方哲学重客观、重物质、重实际，中国传统哲学既重视客观物质、实际，又重视人生。认为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强调在统一中存对立，在矛盾中求平衡、求和谐、求发展。
由于崇尚个性自由，所以西方认为维系人的社会属性的关键便在于如何使个人能力的发挥不受社会机构和其他社会成员的影响和制约，所以他们特别强调民主、自由、个性解放、法制观念。英国的《权利法案》、法国的《人权宣言》、美国的《独立宣言》集中地表达了近代西方文明的精髓：自由、民主和法制，所以成了近代西方文明的“宣言书”。
中西方文化在宗教信仰上也表现出鲜明的差别。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强调“顺其自然”，因为自然确确实实给中国人带来了好处，使古代中国的农业经常有很好的收成。因此，人们便往往留恋人间的生活，中国古代的许多文学作品和神话传说都表达了一种希望来世再转世为人，享受人间幸福的愿望。而西方宗教文化则明显不同，他们认为人是带着原罪来到世界的，人的一生都在赎罪，所以他们面对来世，大多不愿再到人间而追求升入天堂。
中华文化比较注重人际关系，主张“听天命尽人事”，有一整套的道德伦理思想。而西方文化则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大重视人事；他们注重人对自然的征服力，因为人要生存，就必须向自然界去索取物质生活资料，当自然条件不能满足人们的愿望，不能向人类提供充分的天然生活资料时，人就必须竭尽努力，发掘自然界一切对自己有用的东西，于是就产生了一种对自然界的探索欲、征服欲，进而产生了科学技术。科学精神的实质就是“求真”和“探索”，就是要真正地揭开大自然的奥秘，探寻大自然的规律，进而运用这些规律去征服自然，为人所用。这种探索推动了西方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中国古人认为一切人文演进都顺从天道而来，中华文化要求生活中的每件事都要符合“天意”，为此要通过巫师和占卜来了解天意。所以，中国古代人们对自然界的索取和研究都比较少，而是把注意力投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中华文化多采取“中道”调和。为淡化和缓解人际关系中的矛盾冲突，于是便有了“中庸”“仁义”“礼教”等伦理道德。强调服从与秩序，主张妥协和宽容。所以这种文化也形成了西方人看不懂的中国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复杂、微妙的方式及其变通。
中西方文明虽然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走过了一段大同小异的道路，但是由于两者文化精神上的差异，最终还是分道扬镳。不过，现代西方的一些学者已经在倡导“回归自然”的主张，这似乎和中国易文化的“天人合一”，道教顺其自然的观念很相似；而在当代中国，也提出了民主、法治的治国理念，呼唤理性。这些现象都表明：在新的一个世纪里，中西方文化的发展并不是互相对立的；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交通、通讯条件的极大改善，中、西方文化正在日益频繁、多方面地撞击和融合，不断地相互借鉴、相互渗透，可以说，一种新的世界性文化正在迅速形成并呼唤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与之相适应。
相对于西方文化而言，中国文化则有深厚的历史底蕴，现代气息却不甚浓烈。中国人把“形”和“势”、动和静两方面合起来思考，这同西方非此即彼、非动即静的思维方式是完全不同的。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特有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形成很显然与《易经》思维有关。大家知道《易经》的每一个卦，都是阴阳、动静的结合体，都是一种形势或趋势的分析、表述，渗透、体现着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它有自己特殊的构造体系，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文化条件下产生的。中国古代光辉灿烂的文化与中国传统《易经》思维方式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可以说没有中华传统文化就没有中国传统的《易经》思维方式。没有中国传统《易经》思维方式就不会有中国的古代文明，而且直到现在这种思维方式还在影响着一代代中国人的思维。但正如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一样，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也有它消极落后的一面。例如中国传统思维方式重视道统，就容易封闭保守，缺乏创新精神，在近现代机械工业的大生产时代它的某些局限性也日益暴露出来，显得很不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因此反思和再认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发扬优点，克服不足，寻找一条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创新之路，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四、传统文化的复兴与先进文化建设
以《易经》为源头的中国传统文化又凝聚着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总结历史经验、探索人生、社会和自然奥秘的成果结晶。从哲学的角度看，这些成果既体现着当时那个时代的特殊性，同时却也毋庸置疑地体现出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性和世界性，包含着对人类社会具有普遍意义的精神。这些精神经过与时代结合后，将会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丰富不竭的新的营养源。时代呼唤建立新的先进的文化体系，呼唤新的先进、和谐文化的复兴。
现在国际竞争非常激烈。特别是近些年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和平发展和一系列第三世界国家（如金砖五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欧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之间及国家集团之间在经济、政治、军事各个领域的竞争愈来愈激烈。其实在今天国际间的竞争，各国间和国际集团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文化的竞争。
古今中外，任何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总是有一种属于意识形态的主流文化主导和支撑着这个民族和国家的兴衰与发展。在当代各国，都存在着不同性质、不同形态、不同形式的多样性文化，即既有先进文化，也有落后文化；既有健康文化，也有腐朽文化；既有传统文化，也有现代文化；既有高雅文化，也有大众文化；既有民族文化，也有世界文化；等等。各种各样的文化不仅相互之间发生着激烈的摩擦、碰撞和冲突，而且还与现实一定的政治、经济发生摩擦、碰撞和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建设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先进和谐文化，在先进和谐文化的引领和整合中提升和扩张“文化力”，成为摆在各国决策者面前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先进文化是反映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和基本规律，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推动人类历史不断前进的文化。它存在于经济政治、教育科技、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卫生体育、娱乐旅游等各个领域，通过知识体系、价值观念、思想信仰、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以政治制度文化、思想观念文化、科学技术文化、休闲娱乐文化和物态文化等形式加以表现。
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必须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积极发挥文化育人的作用，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要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和谐先进文化。
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表明，每一个时代的先进文化，总是开拓着人们的视野，激励着人们的斗志，锤炼着人们的品格，激发着人们的创造力，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巨大力量。先进文化具有旗帜的引领作用。科学、先进的理论是指导思想、是文化的灵魂。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形成了自己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政策，使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可以说如果没有先进的思想为指导，我们的革命就不能取得成功，我们的建设和改革就不能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我们国家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的发展时期。改革开放进入了深水区，是经济社会结构发生剧烈变动、社会矛盾最为突出的时期。既存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条件，也存在诸多发展障碍。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社会价值观念、伦理道德需要调整。这就必须充分发挥文化的作用，用先进的和谐文化塑造现代人格、整合社会、沟通协调、统一思想、坚定意志、增强凝聚力，不断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思想保证和文化条件。
文化的发展总是与时代条件紧密相连的。在当今的社会主义新时代，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和正在发生着越来越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各种思想文化有吸纳又有排斥，有融合又有斗争，有渗透又有抵御，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相互交织、相互激荡之势。文化的发展既面临良好机遇，又面临严峻挑战。从机遇看，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为先进文化发展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社会资源；经济和社会的繁荣为先进文化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和空前的市场需求。但是现代文化的发展也有来自市场化、多样化、信息化和国际化的冲击和压力的挑战。
要想建设现代先进和谐文化，就必然面临如何对待外部文化的问题。是孤立封闭，还是交往开放；是夜郎自大，还是博采广纳，这种指导思想的选择，直接涉及文化发展的方向和全局。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思想多元化，科技进步发展强劲的今天，文化思潮迭起，思想激荡愈烈，很难想象，文化建设可以囿于一国、一地，回避世界。建设先进和谐文化必须面对世界，必须确立世界性的眼光。建设先进和谐文化离不开文化的对外开放。近代以来，历史不再是囿于各国的孤立历史，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处在相互联系、交往和依存之中，历史是以世界整体的面貌展现，是世界历史。离开世界这个舞台，任何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都没有出路，甚至连生存都成为问题。孤立、封闭只能意味着衰败和落后，经济建设如此，文化建设也同样如此。从历史上看，文化的先进性从来都是和文化的对外开放联系在一起的。远在汉、唐盛世的“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文化繁荣同对外交流就是紧密联系的。那时候中国的文化，在当时来说是走在世界和时代前列的。文化的先进性，首先是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的反映，同时也和文化的对外开放不无关系。当时海上、陆上、民间、官方的多层次、多渠道的文化往来，不仅使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成果远播海外，同时也使外国的优秀文化成果进入我国，融入并丰富我国的文化生活。本属于外国的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神话传说和一些精湛的民间手工工艺流入我国并融入和丰富了我国的文化就是明显的例证。应该说，这是那时候我国文化能走在世界前列的一个重要原因。源于意大利的欧洲文艺复兴思潮，在14世纪至18世纪无疑是先进、优秀的文化成果，充满着向前发展的勃勃生机。这固然是当时欧洲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政治变革的反映，但也和文化的对外开放密切相关。文艺复兴思潮发端在意大利，但复兴的则是古希腊的人文艺术，在一定意义上讲，如果不拿来和借鉴古希腊的人文艺术，那么就不会有反封建和反宗教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思潮的兴起。
我国近代历史上的清末和民国初年，一些先进的文化思潮和文化成果在文坛上出现，除了是我国经济、政治领域面临变革的进步要求的反映外，思想文化上“睁开眼睛看世界”显然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至于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播、扎根和发展，则更直接地表现了当代国外最先进的文化成果在我国的际遇、历程和强大生命力。这一人类最优秀的文化成果所具有的作用和威力是有目共睹的，不仅使我国的文化领域发生深刻变革，而且使我国的整个政治、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我们置身于21世纪改革开放的环境之中，面临民族振兴和实现国家复兴的宏伟大业，要建设和谐的先进文化，使我国文化走在时代前列、世界前列，就更应该确立对外开放的世界眼光，以恢宏博大的时代胸怀，广纳博采外国先进的优秀文化成果。
建设新时代先进文化，还要反对、清除一百多年来半封建、半殖民地历史给我们留下的封建文化和殖民地的腐朽文化。1840年后上海的租界成为国中之国，美英法在租界成立了它们的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还建有自己的警察、军队。租界地的很多道路都是以外国人的名字命名的，比如霞飞路就是以法国占领者法国元帅Joffrede的名字命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改为淮海路。现在的天山路，原来叫林肯路；现在的江宁路，远来叫戈登路；等等。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都快七十年了，很多城市新建小区的名称都愿意起一个洋名字。比如：维多利亚、爱丁堡、丹佛、欧洲小区，等等，比比皆是。至于洋店铺名、洋商标名就数不胜数了，奥莱村、伦敦小镇、科隆城。科隆是罗马帝国占领普鲁士后给一个城市取名为“科隆”，罗马语的意思是殖民地，没搞清含义就盲目地取名科隆，这不是典型的殖民文化吗？改革开放后在我国几乎绝迹的旧社会的丑恶现象又有死灰复燃之势，例如：赌博、嫖娼、包二奶、吸毒贩毒，至于复古排外的封建遗风，崇洋媚外的资本主义、殖民地文化随处可见。不少人只相信金钱，拜金主义蔓延，缺乏信仰，精神空虚，道德沦丧，极端个人主义滋生。稍不如意就打骂他人，甚至打骂、虐待自己的父母。建设新时代先进文化任重而道远，其中必须从社会上，从人们的意识中不断清除封建文化、殖民地文化的残余影响和遗迹也是一项重要的思想建设、社会建设的任务。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重要的因素，文化因素现在已经成为社会经济发展最基本的条件；生产工具科技含量越高、生产工具越先进，高科技越发达，越需要高文化、高素质的人。综合国力的竞争，除了经济力、科技力、军事力等的较量，更包括文化力的竞争。
我们说，一个人为人处世总要受一定价值观的影响和支配，它就好比是人生的指南针，不可或缺。同样，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也需要有社会成员普遍认同的价值体系来维系。特别要重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和社会主义荣辱观为核心价值体系的廉政文化建设和整个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建设。文化是世界各个民族的身份象征，也是每个国家的精神烙印。世界因文化多元而丰富多彩，人类因文化差异而相互欣赏。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借鉴吸收外国优秀文化的传统，在与各国的交流和学习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自己，使得中华文化具有了包容开放、兼收并蓄的品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贯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积极借鉴吸收世界各国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在借鉴的基础上吸收，在吸收的基础上创新，使中华文化更具吸引力和感染力。
在高新科技和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越来越突出地表现为科技的竞争、人才的竞争、民族凝聚力的竞争，在本质上说，是一种文化的竞争。文化渗透、思想控制，是当今霸权主义者向世界人民发动的一场文化领域的“软战争”。事实证明，没有文化独立的民族，不是一个独立的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灵魂，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标志，我们要充分认识文化在当今世界越来越重要的战略地位。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世界已经变成一个地球村，人类的群体性特征愈来愈明显。在当今要解决世界性的甚至一个国家的重大问题都必须依靠群体的力量、依靠国际的力量。资本主义的那种以个人为中心，靠个人奋斗，由少数国家、少数人解决社会、世界问题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必须依靠社会群体、依靠各个利益相关方的共同努力才可以办到。这就必须振兴以“集体利益至上”“中道”“和谐”为核心的中国《易经》和谐文化。
在我国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要找到最适合当前国际形势的文化形态和思维模式，就必须重新审视各国文化和中华传统文化，汲取其中的精华成分和有益部分，借鉴世界其他国家、民族，特别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平等、自由、民主等文化来推动我国的现代先进文化创新，指导当前和今后国家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我们要以和谐先进文化为纽带，兼容并蓄、海纳百川，来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现在我们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到崭新阶段，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时代内涵，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修行养性、创新管理、治国理政，适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对国内外重大挑战，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精神力量。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的进程中复兴中华新文化，并使之融入和成为引领世界主流文化的基础性文化，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普世价值观。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地球村永续的根本，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建设和谐世界必然的趋势与要求，地球村的每一个文化研究者、工作者，地球村的每一个公民都要为之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