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在伦理上是善良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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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是规范的：它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并告诉我们如何做。它从它视之为不证自明的价值观中获得权威。不证自明的事物对证据是非常厌恶的（按照定义）。那些不证自明的价值观需要被验证。它们有多吸引人？都吸引了谁？当我们在科学之外冒险的时候（有时在科学自身范围内），倾向于对相反观点不予理睬，并且不知道其他人为什么能认真地坚持这些观点。 [35]

通过列举与经济学观点相反的情况，我们期望看到它通过坚持的信念的强烈抵抗来坚守观点的强度。而且，既然它不是科学，虚假或者真实的问题就是一个微妙的问题：现在，经济学观点对许多人有极大的吸引力，并且影响着政策制定。它被真诚地坚守，而且是一种合理的社会观念。政治左派和右派的支持者在性格甚至生理上可能是不同的，他们的偏好也会受到家族、地域和阶级传承的影响。 [36] 在战后选举中，右派和左派轮流执政，这种情况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越来越突出，而原来的左派已经接受甚至领导了市场转向。这样一来，市场自由主义就有了社会支持的基础。

既然市场自由主义仍然是一种偏好而不是事实，那么提出反对它的理由就是合适的。首先考虑经济学所坚持的目标 [37] ，即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偏好。在经济学模型中，假设这是正确的。但是作为一个目标来说，它很有吸引力吗？从实证上来说，它是正确的吗？前提是尊重个人选择的自由。但是在早期，从亚当·斯密到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政策目标不仅是让个人满意，还要促进社会整体福利增长。亚当·斯密坚持集体利益要高于个人利益这一最重要的思想。

有智慧和有美德的人乐意在任何时候为了他那个阶层或社会团体的公共利益而牺牲自己的私人利益。他也愿意在任何时候，为了主权国家的更大利益，而牺牲自己所属阶层或社会团体的局部利益。 [38]

请注意美德和知识的重要性：人不能成为欲望的奴隶。他可以自我克制，并认可超越个人利益的更高的善。

这也是19世纪功利主义的观念，是一种有指导性的道德学说，其指导原则是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的“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也被约翰·海萨尼认可）。追随18世纪的先驱斯密、休谟和边沁，维多利亚时代的经济学家穆勒、杰文斯（Jevons）、希吉维克（Sidgwick）、马歇尔、埃奇沃斯和庇古也持有一种与斯多葛（Stoic）学派不一样的观点，斯多葛学派，按照亚当·斯密的说法就是：“我们不要用被私欲左右的眼光来看待自己，而要像世界上其他公民看待我们的方式来看待自己。” [39] 这与20世纪帕累托效率的目标有微妙的不同，帕累托效率追求的是福利的最大化，只要没有损失即可，它不关心谁应该受益。

近期的经济学以自私为美德：它标榜自己是反直觉的。为他人考虑是软心肠的，并且可能是道德禁止的“空谈”，而遵守道德准则只不过是某些人的怪异偏好。那些想理解世界的人被告知要将“应该”与“是”分开。现代社会科学以“价值自由”为傲。 [40] 科学家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描述事物，而不是按照它们应该是什么来描述事物。但是不关心伦理问题的硬心肠的经济学家也有道德立场。帕累托效率标准对先天的禀赋未做评论，而是将其视为理所当然。它对公平问题也未做评论。蔑视道德也是一种道德主场，它依赖于反直觉的假设，即幸福是完全主观的，并不能把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幸福进行比较。莱昂内尔·罗宾斯是20世纪30年代一位有影响力的新古典主义的倡导者，他认为“自我优先”的原则建立在“不争的经验事实”的基础之上。 [41] 遵循罗宾斯的思想，“自我优先”被看成是一个前提，这一前提在标准的微观经济理论中，例如在家庭消费理论中并不需要证明。

但是经验事实并非如此。反直觉如果是错误的，那它就无法令人信服。作为一种经验前提，自利是同义反复：任何观察到的选择都可归为自利。如果它意味着每个人总是最大化自己的物质利益、金融利益或市场利益，那么它明显错了。不受约束地只关注自我利益的心理模型也是错误的。 [42] 个人渴望被接纳且被束缚在一个义务网络中。友谊、爱情、忠诚、宽容、爱国精神、礼貌、团结、正直和公平是普遍存在和不可抗拒的，它们证伪了不受约束地只关注自我利益的前提。如果每个人都把自己放在第一位来考虑，家族、宗教、职业、就业、司法制度、国家、民族和服兵役——一些最强大和最持久的制度就会失效。责任感经常比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更强烈，偏好并不总是难以理解的主观愿望。

当对他们有利的时候，经济学家就不惮于在人与人之间进行比较。市场自由主义者认为，因为微观经济学有预测能力，所以有必要“假定偏好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重大改变，在富人和穷人之间，甚至在不同社会和不同文化的人之间也不会有很大的区别”。 [43] 他们已经通过“代表性代理人”的策略将这一思想融入宏观经济学的研究中，“典型代理人”的策略是将经济作为总体来考虑的一种模型，在这样的经济中，大量的人都被假定会像一个人一样行动。为倡导解除管制以促进商业发展，市场自由主义者很乐于使用基于“支付意愿”的成本－效益分析法，而且虽然美元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主观价值，但对美元进行加总也毫无困难。市场价格及其弹性集中展示了一项普遍的社会共识，即什么是有价值的。哈伯格（在他的三角形中）假设效用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恒定的、不变的；他不认可边际收益递减的说法，也许因为这样的说法将证明重新分配是正确的。 [44] 看上去，如果想赋予市场和财产以特权，前提就只是一个选择问题了。

利己主义的参与者在20世纪50年代的博弈论中也起了主要作用，而且在同一时期又开始在萨维奇的“理性公理”中发挥重要作用。20世纪40年代，邓肯·布莱克（Duncan Black）精确地定义了追逐私利的理性选民并为安东尼·唐斯的《民主的经济理论》（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1957年）奠定了基础。20世纪60年代，曼瑟·奥尔森坚持认为集体行动是无效的。 [45] 20世纪70年代，理性选择理论和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已经成为经济学和政治科学中的标准假设。 [46] 这些学说如此普遍，以至于很容易就让人忽略它们有多么激进。这种“自私的转向”可以被中立地描述成反社会的，即抵触社会合作。在社会科学的论述中，公共物品的标准只是被放在一边。理性选择理论甚至都不必得到“看不见的手”的保证。 [47] 这只“手”仅仅是被强加上的。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如此极端的“自私”观念竟然使经济学、政治学和哲学等悉数沦陷，而且将其视为不证自明的理论起点，这着实令人想不通。在进化生物学上，也有这样一种潮流，即从群体选择转向个体选择。甚至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Theory of Justice ，1971年）一书，在市场转向的过程中，对伦理学和政治哲学起到了支配作用，此书将“无知之幕”后面的个人私利看成问题的出发点。罗尔斯一度是朝圣山学社的成员，很多人对此并不知情。他是在1968年由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名成为学社成员的，三年以后，就在《正义论》出版之前，他退出了学社。 [48] 罗尔斯特别将“自由”看成至善，以此与学社的目标保持一致。许多哲学家和政治学家都追随他的思想。实际上，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对这一观点持怀疑态度，与这一观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受到了硬心肠的信奉理性选择理论的同行的鄙视。

也许这种“坚韧”的姿态给了我们提示。果断性是有吸引力的，它跟刚毅这种值得赞扬的美德相似。特别是在美国文化中，坚韧被看成是一种美德。坚定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与强烈的宗教虔诚并存于19世纪的美国——实际上这两者被看成是互补的。成功是神圣的，失败也是应得的。 [49] 众所周知，芝加哥大学研讨会上的论辩风格（在北美经济学研究领域这一风格更普遍）是充满摩擦而且火药味十足的，弗里德曼高度赞扬商业公司间的“自然选择”，因为这能确保“适者生存”。 [50]

坚韧值得赞扬，因为它代表忍受痛苦的能力。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社会的和政治的修辞中，坚韧已经成了一种遭受痛苦的意愿：相关的措辞是“艰难的选择”（伤害你对我来说很难），“残忍是为了善良”，或者更直接地，“如果没有伤害，就不会有效果”。当与追逐私利的放纵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这样的坚韧引发的就是警惕而不是赞美。公平世界理论，像经济学，为人们遭受痛苦提供了正当理由。

当“自由”的理想也与坚韧联系在一起时，就意味着大胆的独立精神。自由在反对宗教压迫和暴政的斗争中塑造了辉煌的历史。对自由的追求充满了苦难。在卢梭和康德时期的欧洲传统中，“自由”也涉及道德或个人自治的问题。然而，在英语国家的传统中，虽然以上提到的两个问题也包含其中，但自由主要是指财产安全。 [51] 在美国和英国传统中，“自由”与奴隶制是兼容的：实际上，它尊重奴隶制。 [52] 在经济学中，效率意味着“帕累托效率”，在这种状态下，任何收益都可以被受损失者否决。 [53] 但是奴隶没有否决权，他们只不过是皮诺切特独裁统治下的受害者，皮诺切特因为他实行的市场自由主义而受到称赞，并且得到了三位朝圣山学社的诺贝尔奖得主的建议。

财产一般是与自由结合在一起的，虽然一些人的财产权限制了另一些人的自由。 [54] 在20世纪对市场的论述中，“自由”已经成为利己主义的代名词，普遍存在于右派的报头上。在美国文化和政治中，自由具有天然的吸引力。但是对追逐私利的理性的个人主义者来说，自由只不过是一个计算问题：如果别人也是追逐私利的，那么允许他们自私到什么程度是有用的。这取决于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免于承担义务对富人和掌权者来说更有价值，因为承担义务对他们来说，意味着失去更多。就像在坚韧问题中谈到的那样，个人品质问题变成了社会许可问题，摆脱暴政问题变成了免于承担义务问题，在安·兰德（Ayn Rand）的追随者看来，这就像青少年反感家长的管制方式一样。对自由的倡导者而言，“家长式制度”是令人深恶痛绝的。

就所有对自由的表达来说，在微观和宏观层面上，新古典经济学都与真实的选择不相适应。在微观经济学的消费者理论中，代理人有一系列不可改变的天生的偏好，在有些表达中，这些偏好甚至不是个人的。呈现在消费者面前的，是现实提供的一系列机会、价格和它们发生的概率。假定天生的偏好和信息是可获得的，消费者仅仅能做出一种选择，即最大化他们的偏好。他们并不比钟表更有自行决定权。这种严格的决定论没有给道德选择留有空间，而只是把任何结果都看成理所当然的和不可避免的。詹姆斯·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对民主怀有敌意，他害怕民主会反对财产权利。本着这种精神，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权从当选的政府手中被夺走，而转交给了所谓独立的中央银行的技术专家，而他们的自主权力仅限于达到既定水平的通货膨胀率。即使狭隘的自主权力是一种让步，它也要设计出一种限制工资上涨的办法。当涉及资产价格膨胀、股票价格和房产价格问题时，就不允许进行干预了：关于工资的法律允许干预，关于资本的法律禁止干预。

真实选择可能是困难的。相较于确定性经济模型的前提，在真实世界中，未来是未知的，选择是棘手的，也没有可供使用的最优化算法。 [55] 这种不确定为包括道德选择在内的真正的自主权力打开了空间，即“做正确的事”。在没有自动故障时钟程序的情况下，人们就转而依赖熟悉的社会承诺机制，这使他们可以从第一个念头就想到更广泛的福利概念。这些承诺机制是确定的惯例和策略，符合道德规范，可以使人们克服短视的偏好。个人层面的例子如婚姻、教育、保险、节俭和爱国主义；社会层面的例子如宪法、法律、宗教、金钱、日历和时钟、政府和税收。其中有一些约束个人品质，而另一些规范社会秩序。在罗宾斯及其继任者的非道德相对主义理论出现之前，维多利亚时代的经济学家的功利主义价值观也是承诺机制的一种。

许多承诺机制可以看成“道德资本”，不管是个人的还是社会的。它们形成了一套关于人们可以如何做事的可靠期望。它们形成了信任的基础，使交易更加便利。它们使监测和执行环节更加节省。道德资本将我们带回亚当·斯密时代，以及他对社会利益和先天美德的假设之中。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自私的转向”，理性选择理论的兴起和被接受可以看成是对规范的破坏和对道德资本的掠夺。难怪紧接着就是“腐败的爆发”。

这种利己主义的学说从何而来？它们不是客观事实。虽然它们被世俗利益俘虏，而且在世俗利益面前卑躬屈膝，但它们不完全是特殊的诡辩术，而只是某种宗教学说。这样的比较通常可以给我们一些提示。 [56] 经济学不像宗教或者教会，尽管有一定的相似性。它没有唤起超然性，而且它鄙视精神性。相反，宗教运动、宗教机构和宗教理论（像经济学一样）都能够唤起人们对社会秩序的想象。世界宗教过去都是如此，信念运动也是如此，比如改革、反改革、文艺复兴运动、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市场自由主义也是一种信念运动。如果没有历史的沉思，我们将无法理解这些信仰运动的潮流。“历史上有许多时期，似乎充满了神秘和强大的活力，只有人类才能希望像搭乘巨浪一样借助这种活力，同时希冀这种活力不要消失。” [57] 无论它们与什么有关，所有这些运动都以公平世界理论为核心，体现着包容与排斥，拯救与惩罚。回头去看或从外部来看，有时候很难理解那些问题是什么。以宗教改革运动为例：无论神学问题是什么，500年以后，我们依然没有变得更智慧。但是女巫和异端者的热情是足够真实的。同样，经济学的形而上学能用信念和热情推动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和哈耶克这样的人，但这对信仰之外的人来说是不可理解的。

大多数经济学家并没有积极地支持市场自由化改革运动。1969—2005年的诺贝尔奖得主是一群非常有天分的人；大多数人（并不是所有人）认可市场分析，但是许多人（比如更广范围内的理论成员）对严格的芝加哥学派的政策规则持怀疑态度。实际上，这种鲜活的观点上的多样性，经常在诺贝尔获奖演说中有所体现，这有助于维护诺贝尔奖的可信度，有助于维护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可信度，可以使其免于步入绝境。

如果你知道的全部就是经济学，那么关于经济学，你知道些什么

如果经济学被法令废除的话，很快就会有其他事物取代它的位置。这样一来，问题就变成了去哪儿寻找一种更有建设性的调查形式。第一步就是承认知识的局限性。这并不是禁止异想天开，而是按照对它们是什么的想象来接受它们。换句话说，是用有把握的知识来给令人满意的政策奠定基础，如果并不如此，那就说明是什么样的价值在驱动政策的产生。正当的理由随后从政治、伦理、信念、优势甚至性格和生物学中产生出来。这是合法的。我们所确知的事情并不充分，所以行动是必要的，而在利益和目标上，我们又有所不同。价值透明度在很早的时候就由纲纳·缪达尔提出过。 [58] 如果经济学要实现其作为一门科学的抱负，它需要承认它所驾驭的东西是有限的。如果它是科学以外的事物，那它唯科学主义的外表只会让这潭水变得混浊。 [59]

纲纳·缪达尔写道，科学的确实性是无法实现的，它只是一种关于意图的受到驱策的公正而已。他的选择是社会民主主义。他的女儿希瑟拉·博克（Sissela Bok）说明了缪达尔在这个问题上是如何为科学所诱惑的。在他们1934年的一本合作书籍中，她写道：

最令人震惊的观点，有时完全是从他们自己的希望或者恐惧中产生的，但都被陈述成事实。所有的作者都倾向于夸大其词，但是阿尔瓦和纲纳特别确信他们所说的是“科学的”，因此也是无可争辩的。他们提出了人口统计学并提供了对抽象事物的个人解释，用同样的自证方法，他们还提出了一些猜想，认为未来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显而易见。同时，人们会思考……他们的目标是多么聪明，他们对大多数人从来不能解决的问题能理解多少，他们事实上是否经常是正确的，以及了解了如此多的情况之间的联系之后，他们能怎样强有力地阐述一个问题的要点。 [60]

这说的是很多经济学理论。缪达尔的女儿指出，所欠缺的就是科学的基础。

让理论家研究理论吧。但是制定政策需要更加谦卑，在理解政策和推动变革上都是如此。经济学有许多强大的传统可以借鉴，其中许多都是由诺贝尔奖得主提出来的。实证调查的传统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及其之前的政治经济学时期。这几乎相当于另一种教规。 [61] 它的理论主张很谦虚，但是它的发现和理解更牢固。它的一个分支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统计学调查传统，而统计学调查在最近20年中作为实证革命又重新回归了。 [62] 德国历史学派的维布伦模仿了北美的学术风格，这一传统随后在其继任者约瑟夫·熊彼特和国家经济研究局身上有所体现，后来它发展成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目前又被幸福和福利研究进一步拓展。阿瑟·刘易斯和纲纳·缪达尔的旧式发展经济学也属于这一传统。另外一个完整的思想分支是经济史，这一分支因为在1993年获得了两个诺贝尔奖而得到了适度的认可，并且在其他人身上也有间接的体现。

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起源于19世纪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和弗里德里克·勒普莱（Frédéric Leply）的心理学，已经因为授予西蒙的诺贝尔奖得到了荣誉。最重要的是，在过去20年中，经济学上的大量的实证转向、田野调查工作以及历史的“自然实验”，都是对均衡经济学的一种无声的抛弃，也是对“没有理论的测量”的回归（即只有统计推断）。虽然有挑战，但它从方法论上来说是一个简单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事实可以为自己发声，而且也许已经说得太多了。对这种扎实的工作作用的要求，托马斯·皮凯蒂在其所著的关于不平等问题，同时也是最畅销的《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2014年）一书中已经阐述了。书中的理论是具有争议性的，而本书的说服力则来源于两个世纪之久的丰富的历史数据。

经济学教科书，像更普遍的科学教科书一样，隐含着终结性，而这些终结性又被加诸研究上的价值判断所掩饰。如果你不了解过去的理论是不同的，就很难想象得到未来的理论也将是不同的。当前研究以及经济思想史的意义在于告诉我们将有多少不同会继续存在下去。这一学科可能从地球学和生物学上获得更多的指导，后两者都研究了随着时间推移而不可逆的运动。 [63] 在历史叙事学中，关于原因的一套系统几乎不会存在很久，变化是独特而不可重复的，未来会跟过去不同。为了寻求规律性而去研究历史样本可能会有用，但是排斥学科的历史知识就是排斥了大量的知识。经济学家布莱恩·阿瑟（Brian Arthur）陈述了另外一种令人信服的替代情况：

经济不一定会处于均衡状态：经济代理人（公司、消费者和投资者）不断改变行为和策略来应对他们互相创造的结果。这进一步改变了结果，要求他们重新进行调整。代理人的信念和策略不断被“检验”，从而在这些信念和策略共同创造的结果或者“生态”中得以生存，这就是代理人生活的世界。经济学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过去这种非均衡的观点，但是如果我们承认非均衡观点，就会看到在均衡分析中看不到的一些方式或者现象。它们从概率上来看是有可能出现的，会持续一段时间然后消散，它们与其他领域的复杂结构是相对应的。我们也不把经济看成既定和已然存在的事物，而认为它是在不断发展的技术革新、制度和安排中形成的，这些革新、制度和安排又引发了进一步的革新、制度和安排。 [64]

为了重新获得有效性，经济学必须重新用争论、证据和抗辩来奠基，而这些是由理性和开放思想支撑的。在寻求有效的知识时，对那些具有启蒙倾向的人来说，忽视黑箱子、奖项的魔力和不变定律的诱惑就是一种正确的做法。纲纳·缪达尔和哈耶克，这两位彼此憎恨但又批判自己获奖的诺贝尔奖得主，也会同意这样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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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在注释中，如果出现两个日期，第一个日期指最初的出版日期，第二个日期指所使用的版本日期。

第六章引用了比约克、奥弗尔和索德伯格（2014年）的研究素材。“时间序列引文数据：诺贝尔经济学奖”，来自《科学计量学》，98，1，185－196，并且已经得到了匈牙利布达佩斯施普林格科学＋商业媒体CAkademiaiKiado线上媒体（Springer Science＋Business Media CAkademiai Kiado，Buda-pest，Hungary 2013）的许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