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调整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逻辑》结构调整,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20世纪80年代，人们怀疑所有借款人能否在这一次大危机中存活下来，而且提出来一些关于债务重组和解除债务的建议。相关的主要经济学家对此只表现出比较平淡的支持态度。 [46] 与众不同的是，贝克计划（1985年）提出与提供贷款的商业银行和华盛顿共识机构建立起合伙关系，而这一方案得到了实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总是对贷款强加一些条件。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它们试图通过市场自由化的路线重建债务国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世界银行将制约性因素写进了为每个债务国量身定制的“结构调整方案”，二者经常就此进行磋商。 [47] 制约性因素可能是货币贬值，对美元的可兑换性或者盯住美元；削减公共支出；私有化，解除管制和对外开放：“保持稳定、私有化和自由化”成了当时的秩序。 [48] 人们的愿望也逐步升级：不再只是偿还债务和削减赤字，还有经济发展和增长。实际上，就像在一次磋商中提到的那样，偿还债务和军费支出受到了保护，大多数调整成本都加在了劳动者身上。 [49]
这些规则起源于芝加哥大学，还有伯克利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耶鲁大学，这些大学培养了许多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博士，用“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和一般均衡微观经济学的自由贸易模型来训练他们。这些经济学者与他们在北美的导师是合作关系，他们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起在印度尼西亚、巴西、阿根廷和智利推行了自由市场经济政策。他们关注静态效率，即用哈伯格提倡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减少国内生产要素中的“扭曲”。但是发展的挑战不是如何模拟一个无摩擦的市场，不是如何废除租金，而是如何获得租金。东南亚的成功是靠非完全竞争方式取得的，它把贫穷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和工艺设计结合在一起，来生产、出口制造精良且价格合理的制造业产品，同时赚得了市场力量的租金。 [50]
诺贝尔奖得主在华盛顿共识的秘密会议上并不突出，但一些人在精神上对它产生了影响。对战后第一代发展经济学家来说，发展问题一直是潜在的资源，特别是农村“无限的劳动力供给”。 [51] 这种对闲散劳动者的关注是凯恩斯主义式的，解决办法就是计划经济的方法，如推动工业投资、外国援助和工业化，优先考虑社会的基本需求（卫生事业、教育和收入）。 [52] 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的黯然失色也使过去的发展经济学失去了影响力。它遭到了新古典主义一元化思想的排挤，新古典主义否认欠发达国家需要一种不同的政治经济模式：通往发展的道路导致劳动力的全球分工，一个国家要充分利用要素禀赋上的比较优势，其他产品则依赖进口（按照李嘉图模式）。经济防御上的这种变化也在斯德哥尔摩上演，1979年，诺贝尔奖授予了加勒比海地区的守旧派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和应用芝加哥学派的市场方法来研究发展问题的西奥多·舒尔茨。
舒尔茨曾经发起对拉丁美洲经济学者的培训项目，20世纪50年代，这一项目由美国政府资助，60年代则由福特基金会资助。 [53] 米尔顿·弗里德曼向智利的皮诺切特提出建议。詹姆斯·布坎南多次访问智利，哈耶克也去过那里两次，并做了支持皮诺切特政权的讲话。 [54] 否则，如果没有诺贝尔水平的一流经济学家参与到华盛顿共识的政策制定中来，就可以认为是它的理论基础缺乏诺贝尔奖项的严格水准。显著的例外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他担任了一届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也是华盛顿共识的最持久的批评者。在我们研究的整个时期，这位被引用最多的诺贝尔奖得主，在一个问题上反复强调了30年：“‘看不见的手’必须被当成一个信条，而不是科学上确定的命题。” [55] 他的成果（他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表明，“只要市场不完全和信息不完全的时候，‘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就总是很糟糕，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 [56] 华盛顿共识政策是“激进市场主义的”：
它基于意识形态糟糕的经济和教条（有时似乎是为了勉强掩盖特殊利益）的奇怪组合……我很少看到有关政策如何解决贫穷的预测，也很少看到对替代政策的后果的讨论和分析。只有两个处方。没有人寻求其他的解决办法。开放而直率的讨论不受鼓励，没有它存在的空间。 [57]
约翰·威廉姆斯创造了“华盛顿共识”这一术语，后来连他自己都承认这个解决方案在理论上并无基础：
一个人不必是某种激进市场主义者，他也可以相信更少的政府是更好的政府，相信外部效应可以被安全地忽略，从而认识到用市场力量来协调活动和激励努力的好处。考虑一种能够确凿确立真理的工作实际上是相当困难的，而上述主张恰恰就是这种经济思想的一个基本构成部分。但是有许多不同的间接确认的方法。 [58]
换句话说，如果华盛顿共识是正确的，那也是从经验上来讲，而不是理论上正确。然后在这项检验中，记录很糟糕。华盛顿共识政策的第一个10年被看成“失去的10年”，在这10年，拉丁美洲的收入比10年初期要低1/10。 [59] 华盛顿共识政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无法证明。 [6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方历史学家这样写道，“没有普遍认可的模型或范例能够把特定的结构性政策与宏观经济绩效或外部生存能力联系在一起”。 [61] 受制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设置的“制约性”因素的国家，实际上经济增长的质量都不高。制约性因素可能已经成为当地掌权者进行改革的一个合理理由，而这种改革是为他们的利益服务的，但不符合其他人的利益。 [62]
接下来的10年又爆发了一系列灾难。东欧国家对共产主义制度扭转使人口陷入贫困状态。墨西哥于1994年发生了金融危机，紧随其后，1997—1998年就爆发了东亚和俄罗斯危机，阿根廷在2001年发生了经济崩溃。华盛顿共识政策引爆了这些危机，华盛顿共识机构对这些问题管理不当。到21世纪初期，“华盛顿共识”已经成为一个“破损品牌”。 [63]
20世纪90年代，另一条“戒律”也悄无声息地纳入华盛顿共识，即资本自由流动。 [64] 这允许华尔街和其他西方国家的银行不仅能够赚钱，而且能安全地调整贷款，并且使债务国家的资产更加廉价。华盛顿共识项目强制实行高利率（目的是保持和吸引资本）和低汇率（鼓励出口），同时削减关税意在给当地生产商减负。西方消费商品的进口提升了消费水平，而这要靠外国贷款来提供资金支持。 [65] 投机货币迅速从一个国家流入另一个国家，引发了金融和房地产泡沫，然后这些泡沫又冲出国门。
金融恐慌是传染性的。第一次金融恐慌于1994年发生在墨西哥，外国资本为了寻求较高利率以可兑换货币的形式流入。当外国投资者恐慌的时候，一个管理得当的经济体崩塌了。总统卡洛斯·萨利纳斯·德·戈塔里（Carlos Salinas de Gortari）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在几股不同的政治势力笼罩下离开总统位置被流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墨西哥兑现所有的美元债务。同样的戏码在1997—1998年更加生动，在东南亚国家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从泰国开始，紧随其后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客户国家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韩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每个国家实行惩罚，强制它们让步，迫使它们出售当地公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财政状况良好的国家实行了紧缩和私有化的标准一揽子计划，这些国家仅需要紧急援助，因为华盛顿共识坚持推动资本自由流动。收入崩塌，骚乱四起，政府倒台。企业关闭，储蓄存款消失，成百上千的人失业，生活成本飙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后来承认，这确实是一个错误，但是损害已经形成了。 [66] 没有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干预的国家和地区（中国、印度、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则更好地度过了危机。
东欧刚刚从苏联的控制中走出来，华盛顿共识机构（受到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支持）在此推行了更激进的政策，导致货币贬值，削减政府服务、社会保险和价格补贴，并将政府企业私有化。这些资产由前任官员及其亲友接管，外国投资者进入这些国家获取了自然资源。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俄罗斯男性的预期寿命下降了四岁，犯罪团伙采取恐怖行动并掠夺了俄罗斯的许多生意。 [67] 总的来说，甚至华盛顿共识机构都承认，他们的政策在那里制造了一场灾难。 [68]
华盛顿共识的拥趸回应说，改革还没有进行得足够深远。安妮·克鲁格在2004年所做的一次演讲的题目是“想得很好，做得很少，败得很惨”。 [69] 在此之前，她一直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管理者。她将其他问题归咎于“改革疲劳”。她最大的遗憾是忽略了“劳动力市场改革”，即没有彻底地取消对劳动者的保护。市场批评家更愿意将应急情况下的福利制度看成是对政府和正式部门中的“内部人”施以恩惠（林德贝克提出的理论），但这恰恰也是福利制度在发达国家开始的方式：它们起初是帮助内部人的俱乐部，最后才将所有人都包括进来。 [70] 在新兴国家中以建成这样的俱乐部为目标则又是一次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