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至关重要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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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是一个选举年，对林德贝克而言，是一个分岔路口。1973年的那一次选举是第一次三年一度的议会选举，是一次与社会民主工人党相抗衡的作用深远的宪法改革。1976年，劳工工会联合会通过了一项建立所谓“工资基金”的提案，这给社会民主工人党带来了一些选举上的困境。9月19日，社会民主党40多年来首次在瑞典失去了权力。
对私人所有权进行某种程度的稀释在20世纪20年代已经成为社会民主党的一个目标。 [55] 它的建立社会保险体系的愿望已经在20世纪60年代实现了，在持续繁荣的背景下，工会运动也回归到对工业民主的要求上。这也与新左派激进主义的乌托邦精神一直保持一致，“蓝领阶层的烦恼”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瑞典激发了一些成功的罢工和改革。1971年，在沃尔沃新成立的卡尔玛（Kalmar）汽车工厂，产品装配线模式被工人自发实行的一些轮流值班的小团队所代替。这是瑞典最大的一家工业公司，创新精神弥漫在整个公司内。 [56] 工业民主思想流传开来：在德国，工人获得了公司董事会的席位，整个欧洲都在研究分红制度。瑞典从1946年以来就一直有咨询委员会，在20世纪70年代，工人代表就被许可进入公司董事会，并且来自管理层的抵制也很小。 [57] 一份欧盟草稿在1975年推荐了工人做代理，英国皇家委员会在1977年的报告对此表示支持。在美国，管理咨询师质疑了装配线模式的泰罗制，庞大的汽车工业中的工作纪律是通过慷慨地支持工资、养老金和医疗保障而得到的。1980年，工会领导甚至被允许进入克莱斯勒的董事会。 [58]
把工人和企业联结在一起的办法是赋予他们所有权。这种思想与工业资本主义是有联系的；这种方案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由贝蒂·俄林的“资产阶级”自由党提出，后来在1976年由雇主组织再次提出。 [59] 20世纪60年代末期，工人骚乱不止，意图发起一场成功的工会运动。工会提出一个“工人基金”方案来反映这一目标，它是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由工会经济学家鲁道夫·迈德纳提出来的。 [60] 他认为公司联合起来压低工资的办法使成功的公司获得了不应得的利润。工人因工资受限而沮丧，公司利润却出现大幅上升。 [61] 对公司利润征收的10%~20%的税收可以用来购买公司股票，然后归入工会管理的基金，该基金为维护工会成员的利益而建立。 [62] 尽管政党领导者心存疑虑，但是基金的方案还是吸引了工会的普通成员，虽然社会主义或国有化从来不是劳工运动日程的核心内容。作为回应，瑞典企业界群起反对基本方向，这成了政治问题的爆发点。
在这个问题上，林德贝克站在企业一边。当这些方案在1975年公开的时候，他首先在社会民主党的杂志《工作》（Arbtet ）上，然后在思想性的日报即“资产阶级”的《每日新闻》（Dagens Nyheter ）上做出了批判性的回应。在1976年选举之前的预备阶段，他又在这份报纸上发表了几篇尖锐的文章来支持相反的立场。 [63] 林德贝克明确地支持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的观点。把股票所有权延伸到工会，将在社会上营造出一种支配力量，从而扼杀多元化思想。回顾过去，他写道：
基金方案是一种巨大的经济力量，在任何民主国家都没有类似的事物。至少对我来说，在一个工会已经对社会民主工人党这种分配金钱和人员、处于领导地位的政党有巨大影响力的国家，这种对所有权、工会力量、雇主力量和政治力量的整合将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在此社会中继续保存多元化的机会，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谁还敢发声来批评这样的权力集团呢？ [64]
迈德纳在一篇文章中大声疾呼道，这个社会将是一个“沉默的社会”。 [65]
林德贝克的理由并没有说服力。私人所有权也很集中，有10个家族及其基金会在公司董事会上就可以执行投票权，而投票权与他们实际的股票所有权并不成比例。瓦伦堡家族掌管金融，并在许多公司中持有控股权。 [66] 工资基金的成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盈利最多的公司最先被社会化。小公司将是例外。基金方案涵盖了大约2/3的私人部门的工人，而没有考虑公共和合作部门。所以它只会使社会民主工人党的一小部分支持者受益，虽然一位作者曾经非常令人信服地解释说基金方案并没有造成选举上的失败。 [67] 假设资本价值是利润的10倍，工资基金税是利润的20%，那么需要15年时间，才能使工资基金占到业绩优良的公司30%的股份。 [68] 在此期间，这一政策的效果将在四次大选中受到审查。实际上，这一政策以折中的方式被执行就花了两次大选的时间，被废除又花了两次大选的时间。 [69]
这个原则并不是新提出的。在经历了激烈的论战和公民投票后，瑞典补充养老金制度最终于1959年（由议会多数提出）建立起来，它又建立了三个大的基金来向瑞典住房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它们只是向公共机构放贷）。1974年，又增加了第四个基金，用来投资股票，在其董事会中有60%之多的工会成员，这并没有受到企业的抵制。 [70] 无论如何，机构持股在瑞典已成主流。 [71]
私人持股的主要影响是加剧了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而基金却使这些不平等有所减弱。另外，也有这样的观点，即工会来管理普通股权虽然不比互助基金经理或者保险公司经理管理得差，但工会不一定就是最好的管理人。 [72] 20世纪70年代，微观经济学对所有权问题保持沉默，但是所有权在西方资本主义中长期与控制权相分离。1976年，一篇启蒙文章出现了，这篇文章倡导对经理进行股权激励，从而使其利益与股东利益保持一致。 [73] 这一思想的长期后果是导致经理以股东利益为代价，对公司进行系统性的财富掠夺。但是未来仍将如此。
林德贝克并不会考虑准皇家的立场，例如瓦伦堡家族在瑞典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也不太关心媒体所有权的高度集中。 [74] 他不反对全民所有制，甚至认可自由党将城市基金作为替代方案的提议，其中个人可以持股。 [75]
林德贝克主要反对的是用基金来宣扬工会的价值观，林德贝克认为工会的价值观已经对瑞典社会造成了太大影响。而事实是，虽然基金方案被提出来了，但体力劳动者的数量在减少，影响力也在减弱，而这种情况影响了这一制度的命运。林德贝克乐于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力量处于上升时期的时候（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与其保持一致，但是因为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他又背弃了体力劳动者以及他们的文化和价值观。尽管他出生于那个阶层，但那并不是一个让他感到舒服的世界。
政治和经济专家与工会之间渐行渐远的情况同样出现在英国和美国，也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英国劳工党的日常领导尼尔·基诺克（Neil Kinnock）和20世纪90年代他的聪明的继任者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之间。在英国，中立派群体在1981年分裂了英国工党，组建了社会民主党（请注意名字），而这一政党最终与更为中立的自由党合并。在20世纪90年代，工党由另一个中立的新自由主义群体控制[托尼·布莱尔、戈登·布朗、彼得·曼德尔森]，他们将政党重新命名为“新工党”。这一政党在1997—2010年统治英国，反对工会遗留下来的思想，拥抱了撒切尔的市场自由主义及其文化。它的领导人感到与银行家（这些银行家包围着这些领导人，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最终加入了这一政党）共事比与不断给他们投票的工人阶级共事更舒服。 [76] 在美国，中立的“新民主党人”在比尔·克林顿的掌管之下也有过一段类似的经历。
1980年和1981年的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内部一个很高级别的“危机群体”提出了“未来瑞典”，这是一个通过限制工资和政府支出来刺激商业的经济改革项目。 [77] 这就是所谓的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希望与商业结盟，但不想以放弃对社会保险的承诺为代价。 [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