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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被拒绝的卓越者

书籍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逻辑》    作者:阿夫纳.奥弗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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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很容易列出一份经济学家名单,他们本来也应该成为非常有声誉的诺贝尔奖得主的。美国经济学会每年会选出四位杰出人物,上一任学会主席会自动成为候选人。这些经济学家包括:莫西·阿布拉莫维茨(Moses Abramovitz)、阿曼·阿尔钦(Armen Alchian)、阿博拉姆·博格森(Abram Bergson)、爱德华·丹尼森(Edward Denison)、维克托·福克斯(Victor Fuchs)、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哈罗德·霍特林(Harold Hotelling)、亨德里克·霍撒克(Hendrick Houthakker)、哈里·约翰逊(Harry Johnson)、查尔斯·肯德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凯尔文·兰卡斯特、阿巴·勒纳(Abba Lerner)、雅各布·马尔沙克(Jacob Marschak)、雅各布·明塞尔(Jacob Mincer)、米塞斯、奥斯卡·莫根施特恩(Oskar Morgenstern)、理查德·马斯格雷夫(Richard Musgrave)、赫尔伯特·史卡夫(Herbert Scarf)、安娜·施瓦茨(Anna Schwartz)、提勃尔·西托夫斯基(Tibor Scitovsky)和戈登·图洛克(Gordon Tullock)。美国经济学会还包括一些经济学家,有威廉·鲍莫尔(William Baumol)、加尔布雷思、阿诺德·哈伯格(Arnold Harberger)、戴尔·乔更森(Dale Jorgensen)和马克·纳洛夫(Marc Ner-love)。不在这份名单中但是被引用度很高的有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兹维·格里利切斯(Zvi Griliches)和保罗·罗默(Paul Romer)。在英国经济学家中,安东尼·阿特金森(Anthony Atkinson)、帕萨·达斯古普塔(Partha Dasgupta)、罗伊·哈罗德(Roy Harrod)、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和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也应该被提及。在20世纪80年代,权威人士每年提名大概150名这一奖项的候选人。 [17] 这些名单显示出在诺贝尔奖设立的这些年份中,美国人占据了经济学研究者数量最多的优势。布鲁诺·弗雷(Bruno Frey)用欧洲不同的荣誉概念来解释为什么这一名单中欧洲人这么少,他认为在欧洲经济学家的名誉是因其在政策建议上的较高地位得到的,而并不是因为他在理论上有创新。 [18]

对大多数获奖者而言,获奖是发生在引用影响力达到峰值的时候。很明显,获奖并没有对那些已经得奖的人产生激励作用。许多获奖者的年龄已经很大了,不可能再继续像年轻的时候那样充满活力地进行研究工作了。但是在许多非常有信服力、有抱负的人当中(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继续从事研究而获奖),我们也可以认为他们因有希望获奖而受到了激励。

这也可以说明排名确实可以发现一些潜在的真实价值,诺贝尔奖评定委员会的任务就是揭示这些价值。从被拒绝的人的名单可以看出在多大程度上选择获奖者是一个解释任务,如果这并不影响奖项的声誉,情况就会非常不同。它特别显示出在林德贝克担任主席的晚些时候,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右翼处于支配地位时期委员会的判断力。

到目前为止,这与我们把获奖者和未获奖者的引用得分进行比较的方法是一致的。在1989年,马歇尔·梅多夫(Marshall Aedoff)发表了一份令人信服的未获奖者名单,包括许多上面提到的经济学家。 [19] 把他们的引用得分与那些获奖者的得分进行比较是非常有帮助的。他的这份名单并不包括任何与阿罗、贝克、弗里德曼、森、西蒙或者斯蒂格勒处于同一被引用水平的那些超级经济学家,但是少数几位未获奖者是非常接近这些超级被引用者的水平的,许多人已经非常符合诺贝尔奖的核心标准。我们已经以这份名单为出发点,剔除几位后加入了其他几位学者,从而形成了一份折中的含12个人的名单。这一数字因空间原因而受到限制,但是与拒绝名单的情况是一致的,即无论他们如何优秀,我们还是不能把他们跟获奖者一样相同地看待。林德贝克和另外一位委员会的前任主席在接受采访时都认为我们的这份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的名单是很准确的,我们讨论的许多学者确实曾经被委员会纳入是否可以获奖的讨论之中。 [20]

琼·罗宾逊和加尔布雷思在那些没有获奖的人当中是最有名的两位,他们的呼声非常高。罗宾逊是垄断竞争这一有影响力的理论的合作提出者,其被引用的频率非常高。第一位女性诺贝尔奖得主,即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直到2010年才被选出来。罗宾逊的引用也有持久影响力。2005年,她在我们的引用名单上本来排在第11位,仅次于刘易斯之后,在卢卡斯、索洛和森之前,比她的同龄人希克斯高出两位。1975年,《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 )在听取了美国经济学界的意见之后,将她看成一位非常有希望的获奖人。这一周刊不可能判断出罗宾逊相较于当时的美国经济学家在委员会中所持的意见相左的程度有多大。罗宾逊与前一年获奖的哈耶克相比,是更为左翼的对手,并且具备更强的引用记录。然而,使其错失获奖机会的是她的理论意在认为市场竞争这一表象是站不住脚的。到奖项产生的时候,她已经非常异端,否认了她自己最著名的理论贡献,公开支持学生激进分子,而且以欣赏的笔调评论了中国和朝鲜。在20世纪70年代的“冷战”气氛中,罗宾逊如果获奖就很可能过分了。相反,委员会做出一个缓和的姿态,将那一年的奖项授予了苏联经济学家列奥尼德·康托罗维奇。他对于线性规划的贡献对最优的国家计划不构成威胁;实际上,它是这个问题的一个方面。

对比来看,加尔布雷思是一位一流的会说英语的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他是一位善于表达、意见鲜明、有影响力、机敏而且多产的作家。他可以跟其他一些“精通文学的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如刘易斯、哈耶克、缪达尔、布坎南、科斯和诺斯相提并论,可以说,除了哈耶克和布坎南之外,他对于经济思考和政策的影响比其他人都大。他曾经是社会民主党总理塔格·埃兰德特别喜欢的人,更主要的是他在工人运动中深受喜爱,有出版社翻译并出版了他的著作《富裕社会》。 [21] 在诺贝尔奖得主中,2005年他的总引用量排在第14位,仅次于我们的拒绝名单上的罗宾逊、鲍莫尔和格里利切斯。这与我们所认为的诺贝尔奖的起源和目的是一致的,因此格里利切斯会因为他倡导福利国家和对市场完善的猜想而遭到排斥。在林德贝克的自传(在对话中也是如此)中,他表达了对格里利切斯的不屑,他认为格里利切斯就是一个社会学的小论文作者,对于经济历史有明显的关注,可以跟缪达尔进行比较,但是没有后者的深度和独特构思。 [22] 从中可以看出,委员会对经济学的看法就是(不总是一致的)构建抽象模型。 [23] 从不那么正统的观点来看,右翼的哈耶克和布坎南的获奖是可以用格里利切斯的获奖与之相匹配的,因为格里利切斯作为左翼的声望是相当高的。被经济学学说拒绝之后,格里利切斯对经济学的主张产生了偏见,在他的小说《终身教授》(A Tenured Professor )中,他还文雅地取笑了经济学。

图6.7显示出我们的未获奖组的平均引用轨迹。在峰值引用年份它被归一化到中间的位置。离差实际上比图6.8中的获奖者的离差要小,这组的峰值也要高出许多,但在其他方面,轨迹就与获奖者的轨迹没有太大的区别。



图6.7 12位未获奖者在最高引用年度归一化


注:数据来自未获奖组中的安东尼.阿特金森、罗伯特.巴罗、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leldstein)、加尔布雷思、兹维.格里利切斯、阿尔伯特.赫希曼、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琼.罗宾逊、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亨利.泰尔(Henri Theil)、戈登.图洛克。

图6.8对这些人进行了更详细的研究。它证实了未获奖者非常好的引用成绩。这组从中间高度穿过一条线,在这条线之下的诺贝尔奖得主的数量要大于在这条线之上的数量。加尔布雷思和罗宾逊都表现得非常好,但是鲍莫尔和格里利切斯,这些相当技术型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总是排在加尔布雷思的前面。20世纪60年代,很可能是他声望最高的时期,加尔布雷思完全被罗斯托[因为《经济增长阶段》(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1960年)而著名,并且在肯尼迪当政时非常受人关注——这些年份并没有显示在这里]遮住了光芒。20世纪80年代以来,加尔布雷思是唯一处于缓和下降的学者,处于众多未获奖者的底部,这些未获奖者包括费尔德斯坦、图洛克和巴罗这样的右翼英雄,也包括发展经济学家和思想历史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琼·罗宾逊出现得比较早,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巅峰。她的储备从来没有干涸,持续保持在与加尔布雷思类似的水平,仅处于未获奖者的顶级水平之下,总体上她的水平在这一组当中是最高的。曼瑟·奥尔森表现得相当好。他在2005年的“阿罗”累积得分是1 407,位居获奖者的第19位,但还是在罗宾逊之后。奥尔森是一位非常有能力的经济历史学家,他所著的《集体行动的逻辑》(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在倡导集体行动的无效问题上是经济学领域之外最有影响力的一本书。也许他的失败在于他过于经验主义。他的观点非常有趣并且可以验证,或者说这些观点是基于现实而提出的,几乎没有经济学家进行过这样的研究。

最后,我们将诺贝尔奖得主的引用记录与那些经济学巨匠的引用记录进行比较。图6.9显示出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和凯恩斯的“阿罗”得分与所有诺贝尔奖得主中“阿罗”得分最高者米尔顿·弗里德曼进行对比的情况。除了在20世纪70年代这一比较短的时期以外,两位巨匠,亚当·斯密出现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卡尔·马克思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晚期一直引领着这份名单。在最近几年,斯密获得了比任何诺贝尔奖得主都要高得多的分数。他从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巨大影响力可能跟他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有很大关系。但是在最近几年,他所著的《道德情操论》(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一书也得到了相当多的引用,这本书是基于互惠思想而不是自我肯定的思想写成的。弗里德曼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获得了特殊的关注,这一时期他超越了其他所有人(除了“阿罗”,他有一个类似的轨迹并且在20世纪70年代得分更高)。但是很快出现了如下反应:斯密被马克思超越了,在20世纪80年代,马克思获得了更多的关注,而且从那时起始终高于弗里德曼受关注的程度。如果时代变糟糕的话,他可能会获得新生。相比之下,凯恩斯的影响力一直非常稳定,而马歇尔的影响力一直如此。在诺贝尔奖得主的累积引用排名中,这些巨匠们将会一直站在塔尖的位置,其中斯密和马克思分别排在第一位和第三位。这两位巨匠之所以区别于其他的完美国家思想倡导者,是因为他们对于经济和社会的广泛而富有伦理的深刻洞见。他们并不是“不涉及价值的”。



图6.8 一些重要的被拒绝的学者的引用情况


注:诺贝尔1、诺贝尔2、诺贝尔3指特殊年份中的诺贝尔奖得主的“阿罗”得分。



图6.9 持久声誉的引用情况(1930—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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