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手伸向诺贝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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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布林克决定用这次周年纪念活动来掀起一场国际浪潮。100多位中央银行行长受到邀请。聚会的日子选在每年秋天举行年会期间，以避免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年会发生冲突。 [63] 要举行一场大的活动，但是阿斯布林克不确定应该是什么样的活动，于是咨询了他年轻的经济顾问阿瑟·林德贝克。
林德贝克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多次出现。两人在20世纪50年代的晚期相识，当时的林德贝克是一位刚刚从经济学专业毕业的研究生，偶尔给部长们出谋划策，将近30岁，正处于年盛之时。当他拜访美国的时候，阿斯布林克给他介绍了一些人。林德贝克是一个名义上的社会民主党人，并且与党内的精英人士有很多接触，但是已经更倾向于一些异端邪说。在20世纪60年代，他为商业资助的工业经济与社会研究所进行研究工作。林德贝克在瑞典经济学家中是一个政策思想家（虽然情况并非如此，他只是追求政治职务）。1964年，在阿斯布林克的要求下，林德贝克开始在每个月的晚间用打电话的方式向他提供建议。林德贝克尽力“说服阿斯布林克相信，通过执行更加具有市场导向的货币政策可以获得更多成果，强调用市场突变操作代替责备和威胁是更重要的”。 [64]
让300周年纪念活动显得耀眼的第一个想法是委任著名经济学家写作一系列的学者型书籍。林德贝克列出了一张瑞典和外国经济学家的名单。钱不是目的，但是一位有经验的学者应该意识到写作期限太短了，而且银行能用于付酬的钱也是非常有限的。阿斯布林克与未来的编辑，经济学家本特·汉森取得联系，自己解决了这个问题。 [65]
周年纪念活动的日子很快就要到了。阿斯布林克曾经是一位杂志编辑，他接下来的主意真的非常有创造力：创立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样写作期限就不再是一个问题了。新的诺贝尔奖一定会比任何学术出版物得到更多的赞美。阿斯布林克并不为新的学术研究而进行有风险的投资，而是为过去取得的成就授予奖金。在1967年一次晚间交谈中，他把这个主意告诉了林德贝克。阿斯布林克是一位具备任性的才华和经常有冲动之举的人。他不喜欢把这么多的钱都交回去。那么把这些钱用在诺贝尔经济学奖上是可能的吗？一个特殊的问题是，瑞典经济学家能否在选择合适的获奖者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林德贝克说它能正常运转。诺贝尔科学奖由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林德贝克建议跟科学院的四位从事经济学研究的成员进行咨询，纲纳·缪达尔、贝蒂·俄林、埃里克·伦德伯格和英格瓦·斯文尼尔森（Ingvar Svennilson，他还不是科学院成员）。林德贝克直接跟缪达尔取得联系，而和后两位学者一直有联系。 [66] 在科学院中有一些反对的声音，主要是来自物理学家，但是经济学家还是在艰难地推进这项工作，他们坚持认为这应该是一项正确的诺贝尔奖项。 [67] 银行的周年纪念研究基金也对瑞典学术活动给予了相当多的支持。
1968年5月15日被选为周年纪念活动日。诺贝尔基金（由它来管理奖项）由商人统治。林德贝克起到中间人的作用。 [68] 他提到了瓦伦堡，应该是雅各布或者马库斯·瓦伦堡（Marcus Wallenberg）两兄弟中的一位，他们是瑞典经济领域的一流的领军人物。这两兄弟也都是诺贝尔基金会的董事会成员。林德贝克在工业经济与社会研究所做研究工作的时候，就为马库斯·瓦伦堡工作，他是研究所中的银行家，也是研究所的长期主席。 [69]
谈判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诺贝尔家族不得不同意可能要用到家族的名字。彼得·诺贝尔是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兄弟的后代，还是奖项的批评家，他说在周年纪念活动之前五天，基金的执行人拜访了这个家族在世的岁数最大的一位成员，那位成员当时已经84岁了。她虽然知道拒绝是不可能的，但是仍然坚持要设立一个单独的新的奖项，把它命名为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 [70] 这显示出一种非凡的镇定，因为这个笨拙的头衔此后抹去了这一奖项的光辉。彼得·诺贝尔也认为这个基金是用来激励与瑞典中央银行的合作的，无论在免税意义上还是在允许投资的领域上都是如此。 [71]
时间非常短暂。瑞典中央银行董事会只在周年纪念活动前一天被告知设立这一奖项。 [72] 它应该按照与其他奖项相同的条款由诺贝尔基金会来进行管理。奖金由银行支付，数额也应该跟其他奖项一样，外加付给基金65%的年费。银行将用一系列特殊证券为奖项提供资助。这些基金会在资产负债表以外存在，但是可以为了完成银行的操作而被利用。多位中央银行行长在那一天来到瑞典，“所有人都认为能被邀请参加周年纪念活动是极大的荣幸，为此他们从各自的国家带来了昂贵的礼物”。 [73] 奖项在最后作为惊喜被公开。 [74]
银行内部的通信报《银行邮报》（Bancoposten ）解释，其目的是吸引注意力：“换句话说这是瑞典中央银行的一项公共关系事务。经验表明，在这样的问题上表现得相当慷慨是非常必要的。” [75] 在庆祝活动之后，就要开始研究细节问题了。首相要被咨询吗？按照一家社会民主党报纸的说法，阿斯布林克在几年以前就提出过这个想法，并且获得了批准。 [76] 报纸错误地猜测纲纳·缪达尔将获得首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瑞典中央银行并没有获得议会的批准就设立了这个奖项，而一般人会认为议会是这个奖项的所有者（这是另一个银行独立性的证明）。详细的规定在1968年下一任董事会会议上进行了讨论。这一奖项将永远由银行支付奖金。稍微超过一半的记录资产是房屋债券和地方政府债券，剩下的是工业和能源公司发行的债券。 [77]
其实并没有向议会请示：银行委员会在欢庆活动的前一天收到一封信才得知这个决定。 [78] 但是政治党派的主席已经表态，他们也对此赞成。议会的审计人员调查银行是否超越了它自身的权限。一位行政法学的教授被邀请来给出判断。 [79] 他发现“所有未在中央银行法律中详细说明的活动对于瑞典中央银行首领的议会而言都是一项决定”，他还发现这些活动就是“提供银行服务，就像印刷厂提供印刷服务、造纸厂提供造纸服务一样”。 [80] 银行已经超越了这些限制，只有议会可以改正这些做法。董事会傲慢地驳回了这些批评，但是议会现在坚持要进行一次投票。 [81] 议会的中央银行委员会建议议会对此默许，而且议会确实这样做了，没有进行任何反驳。 [82]
第三次较量中，阿斯布林克大获全胜。这次，表面上看起来危险少了很多。就总奖金而言，它虽然对于获奖者是巨大的数额，但对于银行微不足道：金额仅仅是周年纪念研究基金的10%。为诺贝尔奖指定专项基金，仅能保证这些资金不用国库提供。经济学奖项看上去很平淡。战后社会民主党获得了经济增长，低失业率以及不断发展的福利国家这些成果，使这一“黄金时代”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受益于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的。一般很容易把经济学家看成是由技术专家组成的团队，起到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经济学教育在瑞典不断发展，但是这一学说还没有深入地渗透到政策中去。 [83] 纲纳·缪达尔作为重要的社会民主经济学家早在一年前就把经济学家描述成“社会科学的受难者”。 [84] 塔格·埃兰德首相在大学的时候读过一些经济学书籍，他认为凯恩斯/斯德哥尔摩学派的猜想是前后一致的，并且其思想实际上支持了社会民主党，而且这种思想能够减少经济暴跌。 [85] 他现在最喜欢的经济学家是约翰·加尔布雷思，他引用过加尔布雷思的《富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 ）这本书，并把这本书看成社会民主运动重新开始的基石，加尔布雷思对个人需求和公共供给是非常敏感的。 [86]
阿斯布林克的战略是要把诺贝尔经济学奖宣布为一个既成事实。如果出现逆转，国际声誉损失就太严重了。看上去危险很小，如果抄近路的话，就不值得一争。银行不再是（如果曾经是）一个独立的经济政策力量。虽然诺贝尔奖有很高的象征意义，但一旦周年纪念活动结束，奖项就不能体现出中央银行的影响力了。在抵制社会民主党这一事实背后，奖项分量的改变将要花上几年的时间，到那时，阿斯布林克将不在其位了。瑞典纳税人的负担在苏联以外干预最强的政府的社会支出上将只减少很小的幅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