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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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中央银行希望我们把经济学看作一门像物理、化学和医学一样的科学。银行的掌门人珀·阿斯布林克（PerÅsbrink）在1969年明确说道：

我并没有感到发起这样一个奖项特别困难。这一领域是经济科学的目标，就好像是对于全世界的人和社会来说都是核心而重要的事情一样。会有人认为在这一领域的进展相比于医学、物理学或者化学领域来说不那么重要或者不那么紧迫吗？我当然理解，有的人会认为这些事情是不可以比较的，甚至有的人会发现，在其他情况下，比如在这一特殊领域把政治和科学分开是有很大困难的，那些都会使授予经济学奖项变得很不确定。但是我仍然相信今天的经济科学作为一门科学学说是已经发达和成形了，所以发出这样的警告是不那么坚定的……做出设立奖项的决定并且设立机构所掌管的奖金，这些事情本身都已经证实了它能跟诺贝尔奖项一样确立声誉和地位从而承担相同的使命，这些做法会保证我们收获好的结果…… [28]

这是循环的：科学上的正确与否由瑞典皇家科学院的声誉来保证，但是验证的任务要分配给每个领域的组成成员，即由其成员来进行详细的检验。先验的经济原理也认为交易并不像它显现的那样无私，给予者至少希望得到与他们付出的代价相等的回报。

在瑞典语中，“science”（vetenskap，就像德语中的Wissen-schaft）这个词是指更广泛的学术。但是讲英语的外行认为，到20世纪60年代，实际上直到今天，“science”一词都是指它令人信服地证明和解释了自然规则。这可以从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在1964年的一次演讲中得到证明（他在一年之后获得了诺贝尔奖）：

现在我将要讨论我们是如何寻找一条新的规律的。一般来说，我们按照下列程序来寻找一条新的规律。首先，我们猜想，然后我们计算这一猜想的结果，来观察如果这条规律是正确的，那么它将意味着什么，最后我们把这些计算结果跟自然现象、实验或者经验进行比较。我们直接将结果跟观察进行比较来看这条规律是不是起作用。如果它跟实验不匹配，那么它就是错误的。简单的陈述是科学的关键。你的猜想无论多么美妙都不是问题的关键，无论你多么聪明地做了这样的猜想、你的名字是谁，只要它跟实验不符合，它就是错误的。事情就是如此简单。 [29]

这就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直到20世纪60年代被广泛认可的“假说演绎法”。科学理论都是看其与观察相匹配的程度来加以证实的。理想的状态是，理论提出一个精确的假设，它可以与实证测量相匹配。对匹配程度进行评估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只有这样的匹配才能支持理论上的权威。

行家会把这看成是一种逻辑自洽的说法（或者逻辑经验主义），在这一框架之中，理论或者模型详细地阐述有因果关系的机制或者与规则相关的问题，而观察和测量则能够证实理论。当费曼表达这一观点的时候，这些方法其实已经过时了，因为这种方法在观察和证明上是含混不清的。到20世纪60年代，进行极致的证明（通俗说就是证据）是不可实现的这一事实已经能够被理解了（被研究科学的学者所理解），而且测量和观察也仅仅能够提供进一步的证实或者被进一步“确认”。也就是说，仅仅能够提升理论主张的事实价值而已。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卡尔·波普尔提出的非常流行的伪证概念，至少为驳斥提供了终极解决办法，从而使这一问题出现了一些转机。坚持非伪证与确认并没有很大的区别。所有这些理论（起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维也纳）所暗示的是观察结果是知识的仲裁，虽然并不完全是充分有力的证据。 [30]

数学家冯·诺依曼用跟费曼同样的倾向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31] 自然科学上的诺贝尔奖不断地在这一精神意义上得到奖励。例如，物理学上的大多数奖项激发了经验主义的发现，所有这些奖项都建立了一些经验主义的一致性。保罗·希格斯（Paul Higgs）在1964年证明了希格斯玻色子在理论上存在的可能性，但在2013年找到微粒的证据之后才获得诺贝尔奖。爱德华·威滕（Edward Witten）是一位在普林斯顿的研究机构工作的非常有名的数学、物理学家，因为他所从事的弦理论研究并没有获得实证的可检验的相关物而无法成为诺贝尔奖的候选人。 [32]

费曼从寻找一条新的规则开始研究。但是在三个世纪之后，经济学家仍然没有提出一个简单的非显性规则，或者普遍被接受的规则。经济的复杂性对于人类行为（像“理性”）的初始前提采取了一种变通的转换形式，大多数时间被认为是无效的。经济学的这一特点不应该归功于亚当·斯密，他讲述的只是一个富裕社会的经验故事。但是不到一个世纪之后，对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来说，这一点就已经很明显了，他认为政治经济是不准确的，它只是一种趋势科学，其观点“在抽象上是正确的”，在实际中却因为干扰因素的存在而不能实现。又过了一个世纪，一个著名的方法论的小册子——丹尼尔·豪斯曼（Daniel Hausman）的《论经济学的不精确性及其与科学的背离》（The Inexact and Separate Science of Economics ，1992年），重复了穆勒的观点。同一年，另外一个重要的研究[由亚历山大·罗森伯格（Alexander Rosenberg）进行]被同时提出，并将经济预测描述为仅仅是“一般的”而不是精确的。 [33] 芬兰的一位权威人士乌斯卡里·迈凯（Uskali Mäki），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认为经济学只是在可以想象的意义上是真实的，如果我们选择激进的物理主义学派的科学现实主义，那么当前的经济学就都不适用。 [34]

在这一领域被广泛阅读的文章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 ，1953年）。 [35] 它提出经济学假设是非现实的，但也是有价值的。科学通过反直觉的发现来取得进展，在实践中进行抽象，而不仅仅是描述现实。在假设中缺乏现实主义并不重要。越勇敢地偏离传统，当结论得到支持的时候就越有价值。它的前提不能是伪造的，这样的观点才可以用来证明经济学。商人总是有意识而且明确地将其利益最大化，这一观点已经被提出来了。那些证据并没有篡改利益总是被最大化这一理论假设。

对于回报最大化假设的一些更重要的证据是从这一假设应用于特殊问题的无数实践，以及不断出现冲突的失败中而来的。这一证据是很难被证明的。它只是散见于无数的与特殊具体问题相关的，而不是发表出来为了进行检验的备忘录、论文和专著之中。然而在一个更长的时期里，对于假设的持续应用和接受，以及任何连续的、有条理的、已经得到发展并且广泛接受的替代解释的失败却构成了对于其价值的间接的证明。证明一个假设总是会有不断冲突的、重复性的失败发生，只要这种假设被使用，就会不断地积累这种重复发生的失败，这在本质上是难以彻底证明的。 [36]

对于任何理论这都不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我们可以找到大量相同或者更高质量的证伪证据。当受到批评家挑战的时候，弗里德曼给出了一个单一的例子，在私下进行了详细的回应，这一例子即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公司的垄断，他在芝加哥的同事约翰·迈吉（John McGee）曾经认为该公司并没有进行掠夺性的定价。但是弗里德曼没有接受来自哲学家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 Lakatos）的邀请而发表他的回应。 [37] 从那之后，迈吉在三篇论文中的有关标准石油的例子被质疑是基于推理（他的观点来自理论，而不是实证）得出的，而且他对证据的使用是有选择的且歪曲的。 [38] 保罗·萨缪尔森和赫伯特·西蒙拒不接受所谓的F扭曲（F-Twist），认为F扭曲中的假设条件都是无关紧要的。 [39]

20世纪60年代之后，科学历史和哲学作者开始拒绝费曼解释的用观察来对抗理论的方法。从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1962年）开始，他们逐渐提出没有科学发现的权威逻辑——科学是科学家做的事情。 [40] 20世纪70年代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是保罗·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所著的《反对方法》（Against Method ），该书提出了“怎么都行”（anything goes）的观点。 [41] 在自然科学范畴，这不是一个问题，因为科学家自己会不断地坚持经验验证。然而经济学的方法论者将其视为一种反现实、反实证经济学的许可，这样就能够包容前一章所提到的卢卡斯和萨金特等反现实的宏观经济学的观点。 [42] 经济学上弄虚作假的波普尔窗口并没有开放太长时间。20世纪80年代中期，弄虚作假在方法论者中就大势已去。 [43] 麦克洛斯基说，经济学就是经济学家编造出来的。而绝大多数方法论的持有者（这只是一个小而紧密联结的群体）保留着自己的观点。 [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