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世界理论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逻辑》公正世界理论,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1969年12月10日晚上，在宏伟的斯德哥尔摩音乐大厅，当物理学、化学、医学、文学奖项桂冠都被摘取之后，荷兰经济学家简·丁伯根被第一次授予“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Alfred Nobel）经济学奖”。其他领域的诺贝尔奖项都是从1901年开始每年颁发一次的。阿尔弗雷德·诺贝尔虽然是一位多产的发明家和天才的商人，但他并没有创立经济学奖项。在一封信中，他写道自己“满心憎恨商业”，他把自己定位为社会民主主义者。 [1] 在颁奖仪式上，经济学家丁伯根被安排与其他领域的获奖者分开而立。在文学奖得主——爱尔兰前卫剧作家、小说家和诗人——萨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获得颁奖之后才颁发经济学奖项。尽管经济学现在仍然很难有一定之规，但总体看来还是比贝克特所在的文学领域好一些。那么经济学究竟是更像物理学还是更像文学呢？大多数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都选择忽略这一问题，所以它一直遗留至今。
在进行寻求所谓“效率”这一实践利益的社会活动时，利益是什么，以及为谁争取这种利益，通常并不明晰。然而，一旦经济学不能持续践行这一社会活动，它的有效性就会降低。经济政策会影响个人与国家的生计和福利，还会广泛影响金融与商业利益。基于此，经济学家的观点应该具有某种特殊的权威性，这一点跟其他专家群体相比显著不同：他们应当是有理有据的顾问，公正而客观。他们应该独立于部门和个人利益诉求之外，也应该独立于来自宗教制裁或个人意志这样的哲学范畴诉求之外。在这里，我不得不提到一个经济学家通常不会意识到的事实：他们在研究中往往将个人观点作为首要考虑因素，然而在提出对策时又会忽略这一点。
经济学包括许多学说和主张，这些学说和主张之间并不总是协调一致的。经济学的目的是给社会现实提供一个简化但正确的解释。它的权威性是双重的：一方面在于理论本身必须引人注目，另一方面在于理论能够经受观察与结果的检验。经济理论的魅力就在于它每天要将与直觉相冲突的事实进行简化处理，与此同时还要给混乱的现实建立秩序。有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经济学理论很难被人们掌握，但很容易被人们相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方法论者（赞扬经济学方法和研究目的的学者）将关注重点和很多努力都放在了理论的内在有效性上，特别是关注这些理论究竟如何联系在一起并且产生作用。 [2] 关注这一课题的主要原因是，许多经济理论既不是来源于实践，也不是来源于实验结果。
维多利亚时代的生物学家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曾在1870年说道：“科学的巨大不幸在于美丽的猜想被丑陋的现实扼杀。”冒着不合时宜的风险，我们与现今的方法论者分道扬镳，而力求回到更简单的时代。在那时，理论如果想要被认定为正确，就必须与发生的事实相一致。将理论与现实对证并不是一件简单且容易办到的事情，我们也不想以此来冒犯那些提出相关理论的作者，但我们当中有人亲自进行了尝试，将乔治·阿克洛夫的柠檬市场经济理论（这一理论因在2001年获得诺贝尔奖而得到认可）与历史上的二手车市场进行了对比。 [3] 不难发现，在这个理论当中，有一个关键的理论基础是错误的。若像这个理论阐述的那样，其先天就是不可检验的，它的一些假设不是必然的，这与现实不符。而我们坚持现实的理由是，理论不仅应当涉及如何理解世界（这是所谓认识论）或者说世界是如何形成的（这是所谓存在论），还应当涉及生活如何运转。也就是说，理论还应当具有“规范”的特性。许多因素都会牵扯到部分人的利益或导致部分人的苦难，而针对这些问题，经济学是否都有能力去面对并解决呢？可能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必须要不停地追问：“经济学正确吗？真的有用吗？” [4] 而其他学科可以不需要证明这些问题就可以坦然地存在：委托和精神上的信仰不需要得到外界客观事实的证实。统治阶层经常会抵触观点和证据。官员、神职人员、先知以及领导者不会总是屈服于实验结果，但是欧洲和美国的启蒙运动者却以批判的观点和证据探索了现实。我们认为，科学就应该遵循这种方法。而经济学，如果想要寻求同样的社会尊重，也应该遵循一样的研究方法。
经济学到底建立了什么样的“规范”？其研究开始于最大化“财富”或者说“福利”这样值得赞赏的原则。然而，福利被定义为个人想要得到的东西。这就是所谓的“方法论中的个体论”原则。当一个人能够获得更多他想得到的东西，而没有剥削别人的财富时，我们就说发生了社会进步，即所谓的“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这是以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的名字命名的]。在社会不存在懒惰现象的情况下，如果没人损失，就没人获取。我们通过交易达到这样的社会状态：人们卖出他们不那么需要的物品（包括劳动力），同时买入他们更需要的物品。每个人都有可以用于出售的东西。如果每个人可以自由交换，那么整个系统就可以实现良性均衡，即所谓“帕累托效率”（Pareto efficient）。这种状态在18世纪就是亚当·斯密期盼的在“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所达到的状态。 [5]
在这样的系统中，每个人都可以获得与所能出售物品相对等的价值，所得即应得。这样的理想市场状态，岂不是与一个更广泛的学说直接关联在一起了！这个学说叫作“公正世界理论”。这一概念虽然来源于社会心理学，但是在此以另一种不同的内涵得到了应用。 [6] “公正世界理论”非常简单：它认为每个人都获得了自己应得的东西。即使西班牙宗教法庭烧死了异教徒，那也是因为他们罪有应得。即使苏联的农民挨饿或者被驱逐，那也是他们应得的下场。同样，纳粹分子和犹太人所为和所遭遇的，也都各有理由。“公正世界理论”无处不在，带有政治、宗教、种族、性别和文化含义。这个理论荒诞地认为世间所有的痛苦都有其合理性。
而市场自由主义就是这样一种意义上的“公正世界理论”。1976年的诺贝尔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就曾写道：在自由市场社会中，可以直接证明国民收入分配合理性的原则，就是要让每个人按照他生产的产品，以及他拥有的工具生产的产品，来分配其所得到的财富。 [7] 换言之，每个人都得到了他应该得到的。财富和能力的初始禀赋分配以及相应的市场产出这两者（正如弗里德曼所说）在学理上都应当各得其所。他认为，自由市场经济不仅是有效率的，而且是公正的，它体现了一种无法违背的自然秩序。个体规范给予了市场经济社会当中存在的不平等以及经济困难现象一个看似合理的解释。这是19世纪古典自由主义倡导的自由放任观点的突出表现。虽然不是每个经济学家都接受自由放任所秉承的伦理价值观点，但在经济建模过程中，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这一假设是普遍存在的。
市场自由主义十分激进。如果你天真地认为个体的自利行为真的能够让集体福利最大化，那么就表示你间接承认了任何形式的集体行为都很可能损害福利或者减少福利。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20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与政策有关的经济分析实际上都以此为出发点。这是一个相当反直觉的结论，而实际情况真的是这样吗？诺贝尔奖的重要作用之一在此呼之欲出，那就是提供公正的科学验证。自利或者说市场出清这种“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与我们所做的许多有组织的社会改进活动的努力方向并不一致，特别是在社会民主问题上，这一冲突更加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