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1872—1970），英国哲学家、逻辑学家，著名社会活动家，曾与中国有过密切接触。应中国多个学术团体的邀请，他于1920年10月12日偕勃拉克女士到达上海，先后在中国多个城市，如上海、杭州、南京、长沙、北京、保定等地，进行了长达9个月的讲学活动，做了大大小小60多次讲演，涉及20多个主题，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数理逻辑、教育之效用、宗教之信仰、社会改造原理、布尔什维克思想、世界政治、中国到自由之路，到心的分析、物的分析和其他哲学主题。(2)他在北京的讲演最为系统，可以概括为五大系列，即《哲学问题》、《心的分析》、《物的分析》、《数学逻辑》和《社会结构学》，这些讲演大都在北京大学进行。当时，北大师生还成立了“罗素学说研究会”，罗素本人参加了由该会举办的每两周一次的活动。他后来写道：“我在那里讲课的国立北京大学是一所非常出色的学府。校长和副校长都是热心致力于中国现代化的人物。副校长是我所认识的最真诚的唯心主义者之一。……这里的学生应该得到他们的教授要教给他们的东西。他们有强烈的求知欲，准备为祖国做出无限的牺牲。周围的气氛氤氲着大觉醒的希望。”(3)由于在保定举办的一次讲演中患重感冒，引发支气管炎和肺炎，罗素重病两周多，几乎致死，后休养了三个多月。罗素的很多讲演都被记录、整理，在当时的报刊上发表，或被出版社正式印行。他的讲学活动在当时的中国引起很大轰动，一时形成了所谓的“罗素热”，并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比较长远的影响。罗素在其《自传》（第二卷，1968）中，用了专门一章、近50页篇幅记述他的中国之行。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对中国的自然风光、人情物理颇多认同，但书中鲜少提及真正的学术交流和对话。这是可以理解的。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对罗素的学问有所了解，但能够与之进行实质性对话的人几乎没有，至少是寥寥无几。罗素于1921年7月11日从天津乘船离开中国，并应邀顺访日本，在日本停留了12天。据罗素记述，日本之行颇不愉快，有一次他甚至情绪失控，感到愤怒，对日本记者发了很大的火。(4)罗素中国之行的结果之一是，他写了一本书——《中国问题》，于1922年由George Allen & Unwin正式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