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撮反叛者：惯用手与追求新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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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新奇性似乎是人类这个永不安宁的物种的基本特质，其实不然。人类趋向于保守，偏爱熟悉的事物。我在给公众演讲的过程中发现，人们热衷于了解的是他们已经知道的事物，而非真正的新事物，这一点让我觉得非常有趣。非专业媒体的撰稿人，包括时常采访我并向我了解大脑的各种特征的新闻记者，也有同样的倾向。
事实上，有观点认为猴子对新事物的热爱甚于人类。20世纪50年代，莫蒂默·米什金和卡尔·普里布拉姆等人做了这样一个实验，实验要求一只猴子必须在与先前展示的物体相同和完全不同的物体之间做出选择。猴子先看到一个物体，然后又看到另一个物体，前者与后者既不完全相同，也不完全不同。然后比较两种情况：完全相同（熟悉）的物体得到强化与不同（新奇）的物体得到强化。总的来看，猴子对新奇刺激的反应比对熟悉刺激的反应更迅速，这意味着新事物对它们的吸引力比熟悉事物大。
在类似的情况下，人类的行为非常不同。认知偏见任务（人们被要求观察目标并在二者中选择他们最喜欢的那个）中的受试者的偏好与猴子的偏好相去甚远。人类几乎一成不变地选择与目标近似而非不同的物体。无论受试者是惯用右手的健康人还是脑损伤患者，情况都是如此。
对熟悉事物的偏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人类，至少是成年人，与其他物种相比，在更大程度上受已有知识的指引。换句话说，与其他物种相比，成年人类的全新发现与之前积累的知识的比值非常小。这是因为其他物种没有借助书本和电影等外部文化设备储存并传播该物种数代积累的集体知识的机制。因此，我们对熟悉事物的偏爱是一种适应性功能。相反，猴子对先前积累的知识的消化吸收仅限于模仿其他猴子的行为。总的来说，年幼的动物是通过发现属于自己的世界而开始它们的认知之旅的。
随着新知识的指数级增长，人类对熟悉事物的偏爱也可能会变化。社会学家某天可能会用公式来表达一代人习得的知识总量与从之前数代人那里继承来的知识总量之间的关系。矛盾的是，这个比值是以非单调的方式变化的。该比值在非人类灵长类动物中比较大，可能在人类文明的史前阶段也比较大，在古代史和黑暗的中世纪比较低，到近代再次提速，并在现代呈指数级增长。该比值达到第一个峰值时，还没有有效的储存和传输信息的文化设备。但到了第二个峰值时，在这些强大设备的帮助下，信息积累的速度越来越快。在人类社会中，传统文化中新旧知识的比值较小，这与积累的智慧由年长的人掌握有关。相反，现代社会新旧知识的比值较大，这与年轻人是发现和进步的载体有关。
但是，保守主义没有办法使社会繁荣。为了促进社会进步，必须有平衡保守主义和创新的机制。一个过于保守的社会将会停滞。一个太容易放弃已有原则和概念，急着尝试新的、未经验证的原则和概念的社会是脆弱的、不稳定的，非常危险。每个社会都有不言而喻的约定和明确的规则，规定了新观点要想获得认可必须逾越的障碍，并通过这种方式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不同社会在不同的情境中设置了不同水平的障碍。比如，在科学领域，一个新观点越激进，接受它的门槛就越高。历史上知识积累的提速往往意味着社会更愿意修正其已经建立的主流假设。但也有观点认为，即便是现代社会，也更鼓励保守，而不是改变。
是否有一种在生物层面（可能是基因）运行的机制，可以用来调节人类中保守主义和创新之间的平衡？单单是用这些术语来表达这个问题就会产生荒诞不经、颠覆性的影响。不过，我们的研究不仅让我认为可能存在这样的机制，还暗示了这是何种机制。
我之前提到过，大多数受试者在认知偏见任务中表现出对相似性的偏好，只要他们是右利手。左利手受试者的反应模式是完全不同的，他们中的许多人表现出了对不同于目标而非与目标相似的选项的偏好。左利手男性尤其如此。我们的实验对比了受试者对熟悉事物和新奇事物的偏好，发现左利手者尤其是左利手男性似乎更倾向于追寻新奇事物。
多年来，有关左利手者在有创造力的人群中更常见的民间说法一直非常流行。在我看到我们自己的研究结果之前，我在大西洋两岸的多个文化中都听到过类似的说法，一直认为它们是毫无根据的。但是，我现在不禁想到一种有趣的可能性，即不同的用手习惯或许真的与对常规事物和新奇事物的偏好有关。
惯用手现象并不是人类特有的。在类人猿物种中，猿和猴子的一只手起主要作用，另一只手起辅助作用，这些动物一生都保留着这种习惯。啮齿类动物也是如此。此外，大鼠的海马体中的多巴胺浓度的偏侧化与其在T形迷宫中所表现出来的偏侧化偏好之间有关系。人类和类人猿的区别在于，类人猿群体内部没有呈现出一致的偏好，其成员的用手习惯基本上是平均分布的。但在人类群体中，接近90%的成员在不同程度上更习惯使用右手，仅有10%的成员更习惯使用左手。在所有展现出惯用手现象的物种中，人类的用手习惯呈现出最明显的、一致性最强的群体倾向。
诸多试图找出认知与用手习惯之间联系的尝试基本上都以失败告终。我们的研究与之前大多数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强调以行为者为中心的决策，而不是真实的决策。我们研究的是认知风格而非认知能力。一旦用此种方式表达这个问题，就会出现一种诱人的可能性：左利手在神经心理学上与右利手既不相似，也不相反；二者代表的是截然不同的认知风格。人类群体中右利手者与左利手者之比是9∶1（至少传统统计数据是这样的），如果用手习惯与对熟悉性或者新奇性的偏好有关，那么这个比值就值得研究了。该比值会不会反映了人类群体在保守与创新之间达成适应性平衡的倾向呢？在这种情形下，左利手者追求创新，是文化的反叛者，社会骚动必然有他们的参与，但为了避免社会失去其广泛的文化根基，他们的比例一直保持在比较低的水平。
这个机制为了维持其自身的正常运转，必须允许某些变化发生，以一种适应性的方式调节保守和创新的比值。我们不知道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中生物的用手习惯的“真正”比值是如何变化的。但是，我们的确知道在许多社会中，该比值受到了文化人类学因素的影响。总体而言，传统社会似乎更倾向于保护传统而不是创新，排斥左利手，强化右利手。人们认为使用右手的教条是受了现代西方社会的误导，但是一直到20世纪下半叶，这个教条在大多数欧洲和亚洲社会中仍然存在，直到现在，在许多文化中依然存在。我在东欧出生并接受教育，我自己就是这种教育返祖现象的产物，是一个“改过自新”的左撇子。不过，由于北美社会更具活力，不容易受文化“负担”的影响，因而并不那么执意于管制用手习惯，人群中左利手的比例也变高了。虽然强迫左利手变成右利手不大可能对背后的神经生物学和认知风格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影响，但对用手习惯的管制可能是传统社会发现左利手往往与反传统行为有关之后的天然反应。
可以提出一个更广泛的问题：在其他非人类灵长动物中，用手习惯是不是调节群体中保守与创新之间平衡的一种机制？让我们回到米什金的实验。有没有可能他实验中偏好熟悉事物的猴子是右利爪，而偏好新奇事物的猴子是左利爪？可惜的是，该研究没有关于实验对象用爪习惯的数据。麻省理工学院的乔纳森·沃利斯及其同事运用类似的范式记录了猴子前额叶皮质中的神经元的情况，其神经放电模式显示它们参与了抽象规则的编码过程。用到的两个规则分别是：对相同事物做出反应和对不同事物做出反应。研究规则的类型、放电神经元位于哪一侧以及猴子用爪习惯之间的关系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是什么机制将用手习惯与保守-创新偏好联系在一起的呢？在我们先前的讨论中，我们将左半脑与认知常规化联系在一起，将右半脑与认知新奇性联系在一起。由于动作控制具有对侧性，因而右利手者倾向于优先调用左半脑，而左利手者倾向于优先调用右半脑。该逻辑意味着两个半脑对新奇性-常规化的作用与对右利手-左利手的作用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以行为者为中心的认知任务研究表明，左右额叶的功能性作用对左利手者和右利手者是相反的。这进一步凸显了用手习惯与半脑特化之间的复杂关系。比如，对左利手者来说，半脑特化的某些方面可能是相反的，而其他方面保持不变。
研究表明，人格特征与大脑生化特征之间也可能存在关联。数个物种的多巴胺受体与之相关。明显偏好冒险的人身上某种类型的多巴胺受体似乎非常多。当然，多巴胺是一种与额叶密切相关的神经递质。有没有可能该类型的受体，也就是D4受体的等位基因，在左利手者身上颇为常见呢？对在认知任务（如认知偏见任务）中表现出求新倾向的人来说，这种现象是否特别普遍？研究表明，李斯特蒙面鼠的冲动性与伏核中多巴胺D2/D3受体的减少有关。当下，该发现与人格类型学的关联还不明确，需要进一步研究。
除非能够严谨地解答上述问题，我们在本章阐释的论点依然是猜测性的。很可能我们中的左利手者代表历史上那些不安分的、充满创意的、追寻新奇事物的躁动分子，他们是进步不可或缺的催化剂，但是最好对其加以限制，以防他们把整个社会弄得天翻地覆。亚瑟·库斯勒在《第十三部落》（The Thirteenth Tribe）一书中引用了10世纪阿拉伯旅行者对伏尔加保加利亚部落的描述：“当他们发现某个思维敏捷、学识渊博、异常优秀的人时，他们会说：‘这个人更适合为我们的主服务。’然后他们把他捉住，在他的脖子上套上绳索，把他吊死在树上，任凭他的尸首腐烂。”这不禁让人好奇，这些不幸的保加利亚人中有多少是左利手。不管背后的神经生物学是怎样的，在现象层面，我们知道有些人更擅长创新，而另一些人更擅长遵循惯例。的确，这些不同的天赋往往是不兼容的。有远见的人虽然能够在科学、文化或商业领域开创新局面，但往往没有办法持续、系统地实施他们的想法；有一些人不擅长开创新局面，但对延续这些潮流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只有他们能让想法变成现实。这是否意味着具有开拓精神的远见者的右半脑发育得非常好，而传统的谨慎者的左半脑发育得更好？这是一个关于个体差异的神经心理学领域的值得研究的命题。
与创造力一样，精神疾病和神经发育障碍与左利手也有关系。精神分裂症、孤独症、阅读障碍和注意力缺乏多动症等疾病在左利手群体中非常常见。虽然左利手的许多案例是“病理性的”（由于之前大脑受损而成为左利手），但更多的是遗传性的，也就是由基因决定的。创造力与疯狂之间的联系让科学家和诗人都很着迷。更有意思的是，在某些案例中，天才和疯子之间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如凡·高和尼金斯基。天才和疯狂都是偏离统计标准的现象。浪漫主义观点认为，过于前卫的创意时常被同时代的人认为是疯狂的想法。愤世嫉俗的观点则认为，一些历史悠久的文化信念不过是精神错乱的产物。虽然创造力和精神疾病之间的关系不是本书讨论的话题，但它与左利手有关这一点是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