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纸做的鱼
《经济学家时刻》第十章 纸做的鱼,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如果资本主义和民主主义很快都将被重商主义的复苏永远扫除（这似乎是可能的）……那么，商业银行将获得一种若有似无的荣耀感，因为它也许促成了社会向新时代的过渡。
——亨利·西蒙斯，《自由放任主义的积极纲领》（1934）[1]
1970年6月在纽约美元储蓄银行存了5 000美元的顾客可以从一份感谢礼物清单中挑选一种礼物，包括一台搅拌机、一台咖啡机和一台熨斗。东纽约储蓄银行提供的是牛排刀。在第一国民城市银行，穿着金色条纹连衣裙的“金色女孩”为了一份“金色奖品”注册成了银行的新客户，头等奖是2 500美元现金。[2]
银行选择用礼品来吸引顾客，因为他们不能用更高的利率来吸引顾客。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联邦政府一直对金融业实行广泛的控制。政策制定者指责该行业造成了大萧条的发生，他们决心阻止任何新的不正当行为。这些规定包括对银行的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设定上限。[3]1970年，几乎所有纽约的银行都打广告说会支付最高利率，但是为了吸引客户，他们必须提供更多的服务。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只是承诺给客户一些赠品是远远不够的。随着通货膨胀侵蚀了银行支付的存款利息的价值，客户将大量资金转移到美国国债等替代产品上。[4]金融体系的其他部分也存在类似问题。许多州和地方政府都受到法律的约束，限制它们为债券支付的利率，它们也在努力吸引投资者。1969年10月，加州政府想要出售13亿美元债券，主要目的是用于学校建设，但它却无法以5%的最高法定利率来出售。因此奥克兰东部、快速发展的都柏林通勤郊区的两所新学校的建设计划被迫暂停了。[5]
在接下来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专注于改写规则的努力未能跟上通胀上升的步伐。[6]由于聪明的企业家创造了更多有价值的地方来储存资金，银行继续损失存款。巨额资金存在大西洋彼岸的“欧洲美元”银行账户中，超出了美国监管机构的监管范围。更多的钱被存入“货币市场”互惠基金，这些基金被设计成银行账户的样子。[7]华尔街经纪公司美林创建了支付更高利率的代用支票账户。[8]
对于纽约最大的银行之一——花旗银行来说，1979年秋，保罗·沃尔克转向货币主义后，这场慢动作的危机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随着利率的飙升，银行的借贷成本也越来越高，超过了允许收取的贷款利率。花旗银行尤其容易受到冲击，因为其首席执行官沃尔特·瑞斯顿押注在利率将很快下降之上。他相信他的朋友、曾经的网球搭档米尔顿·弗里德曼宣扬的货币主义。但由于现实情况超出了他的预期，这家银行还是蒙受了损失。[9]
其中，较大规模的亏损发生在一个相对较新的业务领域——信用卡贷款。但花旗银行的首席说客汉斯·H.安格尔米勒意识到，信用卡借贷可能也是最容易恢复赢利的业务，因为它钻了联邦法律的空子。就在一年前，也就是1978年，最高法院裁定，信用卡公司可以向美国任何地方的客户收取其所在州法律允许的最高利率。[10]花旗银行的信用卡部门需要的是一个新的安家之处。
花旗银行副董事长查尔斯·E.隆列出了五个法律宽松或可能愿意制定新法律的州。名单上的五个名字之一是南达科他州，它已经在采取行动取消利率上限。1979年11月，该州的银行家协会向立法机关请愿，要求取消贷款利率上限，理由是高通胀和利率上限的双重作用让当地银行无利可图。这项法案顺利地通过了立法机关的审查，并于1980年2月19日被签署成为法律。[11]
但这还不够。根据联邦法律，银行需要获得进入一个新的州的邀请。花旗银行高管飞往南达科他州，承诺将带来400个就业岗位。该公司将邀请信的文本发给了南达科他州州长比尔·詹克洛。这个对于花旗银行至关重要的提案是在1980年立法会议的最后一天提出的，并于当日获得两院通过，由詹克洛在日落之前签署成为法律。他还宣布，对就业的需求是一个紧急情况，因此该法律立即生效。
花旗银行甚至在纽约也推动通过了一项类似的法律，之后依然信守了自己的承诺。该公司将400个工作岗位从长岛（美国纽约州东南部岛屿）搬到了苏福尔斯（美国南达科他州东南部城市）。在适当的时机下，它还额外增加了2 600个就业岗位。
其他公司迅速效仿花旗银行，有效地放松了对信用卡贷款的管制。这一结果为后来几轮放松监管设定了模板。贷款大幅增长，对一些人来说，即使在高利率的情况下也能轻松获得贷款，这是一种鼓舞。然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这是灾难性的。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信用卡使用的扩大，每年申请个人破产的人口比例几乎增加了5倍。[12]
与此同时，消费者团体呼吁放松对存款利率的管制。代表老年人的组织“灰豹”起诉联邦银行监管机构，称限制银行利率是对那些收入不高的人的一种歧视，因为富人能够把储蓄放在更有利可图的地方。“灰豹”组织讽刺地提议说，银行应该被要求在其分支机构的窗户上张贴告示：“警告：储蓄存款可能对你的财富构成危险！”这项活动得到了拉尔夫·纳德和美国退休者协会等消费者组织的支持。[13]
1979年5月，卡特总统扩大了对经济放松管制的承诺，要求国会逐步取消对银行存款的利率上限。国会在第二年通过了一项法案，内容是到1986年将彻底结束这一限制。里根政府当时认为这还不够快。新上任的财政部长唐纳德·里根极力要求解除管制要“越快越好”，1982年，国会同意加速这一进程。[14]
利率上限的取消给银行打了一剂强心针，但同时它也在存贷银行生存的平行世界中造成了浩劫——那是一些专注于抵押贷款的专业银行，它们被允许支付比普通银行更高的存款利率。许多存贷银行被剥夺了特权，为了生存，它们只能进行高风险投资。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清理工作花费了纳税人约2 100亿美元。这似乎很多，但放松管制的法案才刚刚开始到来。
有一种怀旧的说法认为，政策制定者本可以通过维持20世纪中叶的银行监管体系，来阻止现代金融危机的发生，但这种说法几乎没有根据。这些规定，包括利率上限，在被取消之前就被打破了。相反，失败的地方在于，政策制定者几乎没有努力为这个迅速变化的行业制定新规则。金融监管机构公开蔑视金融监管。他们坚称，市场参与者将会是不当行为的监督者，来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
这种信念深受经济学家的影响，他们热爱各种市场，但对金融市场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崇敬。这种信念最纯粹的表达方式被称为“有效市场理论”。它将金融市场视为教科书中最接近完美的东西。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尤金·法玛在1965年为这种信念提供了一个正当的理由。法玛审查了1926—1960年新建立的股票价格数据库，结论是，这些价格充分反映了所有现有的信息。[15]用经济学的话说，这些价格是“有效的”。[16]这反过来又暗示市场是稳定的，是可以自我修正的，而监管作用微乎其微。
对金融业来说，20世纪的最后25年是一个创新和爆炸式增长的时期，法玛对金融市场的乌托邦式观点，对说服政策制定者相信政府不需要为新兴的金融活动领域制定新规则产生了影响。在这些新市场中，规模最大、最重要的是迅速发展的信用衍生品交易。
衍生品是对其他价格走势的押注。已知的最早的例子几乎和最早的文字一样古老：美索不达米亚农民在收获之前就签订合同，以特定价格出售未来的收成。现代衍生品起源于美国的新月沃土，伴随着在南北战争前不久芝加哥期货市场的建立。这些粮食合同作为一种保险形式在市场上销售，允许农民通过在收获前锁定价格来降低风险。但衍生品也可以用来放大风险。例如，投资者可以承诺一笔交易，来出售他们实际上还未拥有的粮食，并押注在他们将能够以比自己的售价更低的价格购买到粮食，以用于交付他们承诺的粮食数量。
随着金融监管的放松，新的市场逐渐开放，而新的风险也随之产生，金融工程师创造了新的衍生品来防范这些风险，也为赌博提供了新的机会。20世纪70年代中期放松汇率管制带来了第一次大繁荣。20世纪80年代放松利率管制引发了第二次繁荣。但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信用衍生品浪潮相比，这两次大繁荣都相形见绌。当时，聪明的银行家推广了信用衍生品，让投资者押注在借款人可能无法偿还债务上。[17]
事实证明，信用衍生品市场规模巨大。仅一种被称为信用违约掉期的产品的价值就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几乎为零增长到2007年估计的62万亿美元，超过了当年全球经济产出的价值。[18]
大萧条时期的法规谨慎地限制了商业银行的活动，但行业律师得出结论，这些法律没有预料到新的衍生品，也没有阻止银行进入市场。这促使一些监管机构提出有必要出台新规。美国最重要的金融监管机构之一——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主席E.杰拉德·科里根于1992年1月在一次对着一群银行家的演讲中，摆出一副无辜的样子。他告诉与会者，他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么多投资者突然需要信用保险。这个信息是要控制赌博。“我希望这听起来像是一个警告，”他说，“因为它的确就是。”[19]
该行业的回应是在1993年发布了一份大规模报告，详细介绍了衍生品交易的最佳实践，报告的标题原本应该是“看看我们有多么负责任”。它的本质内容是清楚地阐释了政府没有必要介入。然而，银行家却给出了一个有用的建议，那就是告诉客户在与银行家打交道时要小心。[20]
一个新成立的代表衍生品行业的贸易组织的负责人马克·布里克尔是一位虔诚的自由主义者，他喜欢引用哈耶克的警告：监管带来的是创新的死亡。布里克尔说：“市场比任何政府都能更好地纠正过度行为。市场纪律是最好的纪律模式。”[21]
第二年，也就是1994年，加州奥兰治县申请破产，原因是该州的财务主管为了追求更高的回报，在投资衍生品上损失了10多亿美元。县里的纳税人花了23年才把损失还上。[22]同样在1994年，宝洁公司在衍生品上损失了超过1.5亿美元，并起诉新市场的领头羊——信孚银行。其中一份证据是一盘信孚银行培训课程的录像带，在这盘录像带中，指导者展示了涉及两家蓝筹股公司的衍生品交易案例，然后很有帮助地解释说，信孚银行的作用就是“敲他们竹杠”。[23]
这不仅仅是夸张的说法。保罗·沃尔克曾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威廉·夏普询问，这些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多大。“一点也没有。”夏普说。他解释道，在他看来，衍生品的作用只是允许一些人从其他人手里拿到钱。但他补充说：“这本身就非常有趣。”[24]
备受瞩目的奥兰治县和宝洁公司的案例曾一度使一些国会议员对该行业的保证表示怀疑。其中一些人提议进行立法。布里克尔对这些法案表达了无情的蔑视，他对任何愿意听他讲话的人说，国会是无能为力的。政策制定者也同意他的看法。美联储主席阿兰·格林斯潘平静地对国会说：“金融市场，包括衍生品市场的风险，正在受到私人机构的监管。”[25]在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调到高盛担任高管后，他表示应允许该行业解决自身的问题。财政部的这方面专家弗兰克·纽曼公开反对监管，然后接受了一份在信孚银行的工作。这两个人都很幸运，因为拥护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一个人致富的捷径。[26]
这些议案毫无用处，也没有重新引起人们的兴趣。1995年，新加坡的一名交易员在衍生品上赌博，摧毁了英国久负盛名的巴林银行。当被问及从中吸取的教训时，布里克尔表示，英国央行本应更谨慎地管理其风险。[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