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智利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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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一位经济学家朋友说，在他认识的经济学家中，我和他是唯一没有致力于不发达国家发展的经济学家。但由于他去年开始帮助一个不发达国家进行了发展，所以现在的我感到很孤独。

——查尔斯·希奇，《经济学的用途》（The Uses of Economics）（1960）[1]

1942年，美国向巴拉圭输送了一名名叫阿尔比昂·帕特森的普林斯顿毕业生，作为向新大陆其他国家传授繁荣秘诀的一部分。[2]帕特森的工作是帮助这个南美国家的农民种植更多的粮食，但由于缺乏现有农业状况的基本信息，他的工作受到了阻碍。他写信回家，请求一位经济学家帮助收集数据，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多年后，帕特森态度冷淡地回忆说：“当时华盛顿还没有经济学家。”[3]接着他去了当地的大学，但是那里的经济学家并不认同他关于经济发展的观点。大多数拉美经济学家希望通过工业化追求繁荣，就像美国在19世纪所做的那样。相比之下，美国希望南美专注于出口食品和原材料，并从美国工厂进口商品。美国政策制定者的贪婪与国家对于支持工业化的信念交织在一起，导致巴拉圭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帕特森认为巴拉圭的经济学家是“粉红色”的。[4]

当帕特森于1953年得到晋升并被派往智利时，他决定重塑智利的经济，第一步就是改造当地的经济学家。“我们需要做的是改变这些人的构成，从而对非常糟糕的教育现状起到影响作用”，他这样告诉美国大使。[5]就在几个月后，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系主任西奥多·W.舒尔茨意外地走进了帕特森的办公室。当时舒尔茨作为联邦委员会的负责人访问智利，该委员会被派去调查促进拉丁美洲发展的最佳途径，他的任命预示了一个结论：他可能是“教育是通往繁荣之路”这一理论在全世界范围内最主要的支持者。教育使舒尔茨得以逃离达科他州一个贫困的农场，他相信世界上其他地方也能做到这一点。他写道：“应该减少欠发达国家的钢铁厂和其他大型工厂，增加对这些国家人民的投资，就像我们对自己的投资一样。”[6]后来，舒尔茨因为这些想法获得了诺贝尔奖，他给美国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来自康涅狄格的前参议员威廉·本顿在回国后写道，“要为人类的福祉做出贡献，对拉丁美洲的大学进行必要的发展是最好的办法之一，几乎没有什么其他方法可以与之相媲美”。[7]

同样认同这一观点的帕特森去了智利大学，并在美国政府的资助下，提议与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系建立合作关系。帕特森说，他选择芝加哥不仅是因为舒尔茨，而且因为他认为芝加哥大学经济学院的教授是全美国“最好的自由市场团队”。智利大学经济学系系主任路易斯·埃斯科巴尔·塞尔达也因同样的理由拒绝了他的邀请。他后来把芝加哥的提案比作“把所有的学生送到苏联的帕特里斯·卢蒙巴大学去”。[8]为了在对市场的信心和对国家计划的信心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塞尔达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聘请了一位经济学教授来改进课程。

帕特森没有被吓倒，然后敲开了圣地亚哥天主教大学的门，这是一个不那么严格的机构，专门为保守派精英的子女服务。经营这个地方的主教告诉帕特森，他欢迎为农业教育提供资金。

“让我们忘掉农业吧，”帕特森回答，“让我们在经济上一起努力吧。”[9]

在新大陆的所有西班牙殖民地中，智利是最偏远的——一个夹在安第斯山脉和太平洋之间的狭长地带，最北端是地球上最干燥的地方——阿塔卡马沙漠。当地居民和游客都称智利是一个岛国；当地的西班牙语至今很难让外人理解。

早期的定居者发现了少量的黄金，然后开始饲养动物和种植小麦，他们把可用的土地分割成少数由佃农耕种的大庄园。查尔斯·达尔文在19世纪30年代访问智利时发现，类似“封建制度”的社会体制使大多数智利人都处于极度贫困之中。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智利人通过出口他们脚下的“土地”而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繁荣——首先是开采硝酸盐，然后是铜。[10]但是随着美国的工业化和繁荣，智利的发展仍停滞不前。1913年，智利的人均收入是美国的50%，到1975年，这个数字变成了27%。[11]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智利人口的激增和投票权的扩大，政治领导人开始以更大的紧迫感追求经济增长，试图打破大型的农业区，开始促进工业化。[12]劳尔·普雷维施是一位阿根廷经济学家，被联合国聘请来管理一个致力于南美发展的智库。他说，可持续的繁荣是建立在制造业基础上的，他建议通过高关税等措施保护国内产业免受外国竞争。

这种对生产的重视，以及政府对工业的扶持，正是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强国的秘诀。这也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他1791年著名的《制造业报告》中为年轻的美国写下的处方。汉密尔顿写道：“通过提高对外国商品的收费，政策制定者可以让国内制造商以低于所有外国竞争对手的价格出售产品。”现代经济学始于一场反对这种被称为重商主义的思想的抗议运动。英国经济学家大卫·里卡多坚持认为，开放边境贸易将使国家繁荣。他曾建议葡萄牙专注于酿酒，并从英国购买布料，这是出了名的。但里卡多关于贸易比保护主义更有效的证明只适用于某个特定的时间点。一个听从里卡多建议的国家可能仍然是一个由酿酒师组成的国家，而一个投资于发展的国家可能会实现更大的繁荣。

美国听从了汉密尔顿的建议，超越英国成为世界领先的经济体。19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宾夕法尼亚度过了几年政治流亡生活，其间，他吸收了汉密尔顿的思想。然后，他指导自己的国家去保护新兴产业免受外国竞争，因为这是十分有价值的做法。英国在19世纪倡导自由贸易，李斯特挖苦地指出：“这是一种常见的聪明做法，当一个人爬到了屋顶，他会踢倒他爬上去的梯子，以剥夺别人在他之后爬上来的机会。这就是亚当·斯密……以及他在英国政府的所有继任者的世界主义学说的秘密所在。”[13]

李斯特转而又对日本明治维新的领导人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按照这个方法建立了另一个世界工业强国。[14]日本的几个邻居，包括韩国等，都在20世纪仿效了日本的做法。

但是，美国和英国一样，他不希望其他国家效仿自己的繁荣之路。美利坚帝国是世界上已知的最大、最强的帝国，它主要是依靠一种经济控制体系，而不是政治控制。他们的目标不是统治其他国家，而是赚钱。在追求这一目标的过程中，美国在20世纪一再表明，关于自由，它最感兴趣的是促进贸易的自由。它帮助推翻了危地马拉、伊朗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的民选政府，因为这些国家对美国的资本主义缺乏足够的热情。当托马斯·杰斐逊从英国政治哲学家约翰·洛克那里抄袭了他最著名的一句话时，他改掉了其中一个最关键的词。洛克说，人类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财产；杰斐逊用“追求幸福”一词取代了“财产”。[15]在属于美国世纪的时期，美国的外交政策又用回了最初洛克的版本。

智利试图发展工业基地。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政府参股了智利的主要铜矿，国家补贴的工厂生产智利制造的汽车、收音机和冰箱等产品。但是，阿尔比昂·帕特森、芝加哥大学和美国政府都在进行帮助以确保智利不会取得成功。如今，智利人的平均收入是中国台湾居民的一半。

1956年秋，第一批智利学生来到芝加哥大学，他们受到了经济学教授阿诺德·哈伯格的庇护。哈伯格是国际发展方面的专家，会说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陆军认为，哈伯格学习西班牙语是为国家服务的最佳方式，但在完成研究生学业后，他被分配到伊利诺伊州一个德军战俘营工作。在“冷战”期间，他的西班牙语被证明更有价值。在他的监督下，该大学面向拉美学生的项目迅速扩大；20世纪60年代，芝加哥1/3的经济学研究生来自智利和其他拉丁国家。

哈伯格和其他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在课堂上剖析了拉美的经济政策，详细阐述了自由市场的替代方案，并鼓励学生以同样的思路去写作。哈伯格把自己描述成一位经济学实用主义的传教士。他说：“我比大多数经济学家更相信经济力量的强大和普遍，更相信经济政策有能力做各种事情。”他想要传达的最重要的一课是一个“坚定的、毫不动摇的信念，即市场力量确实有效”。在他看来，这是事实而不是信仰的问题。意识形态使人们误入歧途；经济学以真理为基础。他说：“我们的工作是确保那些做出决定的人听到健全的经济学的声音。这就是我一直奋斗的目标，也几乎是我职业生涯的全部努力。”[16]

智利学生对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了解相对较少。所有经济学的研究生都选修了他的经济学理论课程，其中一些智利学生参加了他的货币研讨会，但只有一个学生——罗尔夫·勒德斯在弗里德曼的指导下写了一篇论文，不出所料，题为“智利货币史”（A Monetary History of Chile）[17]。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弗里德曼也是一位心不在焉的导师——他没有读过勒德斯著作的最终版本。“他告诉我，‘有的经济学家读书，也有的经济学家写作，而我就是一个写作型的经济学家’。”勒德斯回忆道。[18]

在芝加哥，智利人自称“芝加哥之虎”，他们不仅讨论改革智利，而且讨论改革拉美其他国家。回到智利，他们发现这个国家对他们的想法没什么兴趣。他们曾被保证在天主教大学从事教学工作，但他们的空谈、年轻却傲慢的态度并没有得到那些只比他们小几岁的学生的认可。这些年轻的小教授被戏称为“洛杉矶芝加哥男孩”。更糟糕的是，在大学之外，他们更加被忽视。一份1959年对该项目影响的评估报告轻描淡写地指出：“智利社会没有充分认识到它可以从发现其经济的有关新知识中获得的全部潜在价值。”[19]在天主教大学工作了几年的经济学家詹姆斯·O.布雷说，智利人得出的结论是：“芝加哥人要么是北方佬政策中被利用的不诚实的工具，要么就是真的非常愚蠢。”[20]

但随着智利政治转向“左”翼，“芝加哥男孩”开始在保守派中找听众，寻求一种平衡。1967年，一群商人出资让经济学系在离学校几英里的地方开办了自己的校区。1968年，智利的主流媒体《水星日报》开辟了一个由“芝加哥男孩”撰写和编辑的经济版块。但他们仍然是局外人。在1970年的总统大选中，智利人面临三个候选人：社会主义的萨尔瓦多·阿连德，他想要在经济管理上加倍努力；中间派的拉多米罗·托米克；保守派的豪尔赫·阿列山德里，他与一些“芝加哥男孩”见了面，然后告诉一名助手，“把那些疯子赶出去，我不想再见到他们”。[21]

阿连德险胜后，一些芝加哥男孩离开了智利。其中一个回忆起，在圣地亚哥机场，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团对他进行了搜身，然后他心里想道：“谢天谢地，我终于要离开这个糟糕的国家了。”[22]

第九章 智利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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