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与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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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你们知道我们做了什么了，”在尼克松做完演讲的三天后，康纳利对一屋子被召集来提供建议的经济学家说，“那么我们下一步做什么？”[46]
沃尔克仍希望协商出一套新的固定利率，但舒尔茨有不同的计划。他什么也不想做。他认为是时候让市场来决定利率了。
舒尔茨身材瘦长，彬彬有礼，被一些政府内的竞争对手诋毁为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挑水工人。伯恩斯，一位更著名的经济学家，在说服尼克松的斗争中失败了，他在日记中这样写舒尔茨，“多么遗憾，这个安静的、有说服力的，但可悲的、无知的思想家竟然对总统有如此之大的影响”。[47]然而这是对他的错误评价。舒尔茨并不是一个特别有独创性的思想家，但他罕见地兼具对经济和政治的熟练把握。亨利·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如果让我选择一个美国人，在危机中把国家的命运托付给他，那会是乔治·舒尔茨。”[48]他对一位采访者表示：“我认为，没有人应该渴望管理经济。我认为我们对经济的基本理念是它自己可以管理自己。”[49]
乔治·舒尔茨1920年出生在纽约，之后他就像弗里德曼一样，在很小的时候就离开纽约去了新泽西。不过他和弗里德曼的相似之处就到此为止了。舒尔茨的父亲在华尔街工作，他把家搬到了绿树成荫的恩格尔伍德。[50]舒尔茨曾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了一年预科，然后才正式进入普林斯顿大学。之后他又为了加入海军陆战队而推迟了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生学业。参军期间，他在太平洋作战，并得以晋升为上尉，直到1946年才开始继续完成他的学业。在剑桥，舒尔茨遇到了一群对劳动力市场感兴趣的学者，其中包括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的前研究主管。舒尔茨的论文研究了为什么在大萧条时期，波士顿南部的布罗克顿市的制鞋工人迟迟没有减薪。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刚性工资证明了政府干预的必要性；舒尔茨发现市场以一种令人惊讶的方式运作。工资与鞋的价格挂钩。公司没有降低工资，而是把生产转移到更便宜的鞋子上，从而降低了总工资。
舒尔茨从一名研究生摇身变成了麻省理工学院的教师，然后在1957年又转到芝加哥大学。他的办公室就在乔治·斯蒂格勒的对面，他尽可能多地和斯蒂格勒打高尔夫球，通过斯蒂格勒，他和弗里德曼成了朋友。这两个人，尤其是弗里德曼，对舒尔茨的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芝加哥大学给了舒尔茨第一次尝试管理的机会，让他当上了商学院的院长。他还赢得了劳资纠纷调停人的名声。他说，秘诀不是让人们停止讲原则，而是去讨论实际问题。[51]
1968年秋，当选总统的尼克松邀请舒尔茨担任劳工部部长，舒尔茨接受了这个职位，但有一个条件。他确信，政府对劳资纠纷的频繁干预，会让双方都以为联邦政府会出面调解，从而阻碍任何一方妥协。他要求尼克松支持不干涉战略。第一场测试几乎立刻就到来了。约翰逊政府赢得了一项针对码头工人罢工的禁令，但法院的命令在尼克松就职前几天就过期了，工人再次威胁要罢工。舒尔茨说，他告诉总统：“这将在纽约市引发混乱的局面，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国家的紧急情况，但实际上它不是。”[52]他预测，如果政府再等上几周，管理层和工人就会明白政府的态度了。尼克松信守诺言，舒尔茨态度坚决，罢工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但是面对一个更大范围的目标，舒尔茨感到了沮丧。工会和管理层都继续寻求政府援助。1970年夏，舒尔茨在纽约与企业高管开会时，被问及政府将如何阻止工资上涨。“政府？”温文尔雅的舒尔茨突然勃然大怒，对那些高管说：“你们简直是一帮庸才。”[53]
尼克松注意到了舒尔茨的才能，于是他请这位经济学家就南方几个州废除学校种族隔离的问题进行调解。然后，他提拔舒尔茨掌管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就在这项人事变动之后不久，参议员罗伯特·多尔就向尼克松提到，他联系不上总统的一位高级顾问约翰·埃利希曼。“埃利希曼吗？”尼克松回应道，“不用担心他了。我会帮你联系到一个真正有用的人：乔治·舒尔茨。”[54]
1971年9月，舒尔茨安排弗里德曼在康纳利位于华盛顿的家中会面。弗里德曼称赞康纳利放弃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做法，并反对恢复固定利率。会面结束后，弗里德曼在给康纳利的信中写道：“你所采取的勇敢和坚定的立场值得极大的赞扬。”两个月后，当他听说康纳利正在与欧洲和日本就一套新的固定汇率体系进行谈判时，弗里德曼又写了第二封信，宣称自己“极度沮丧”，并警告称，新的政策“将从胜利的口中重新将失败夺回来”。[55]
康纳利的努力为汇率谈判的基本问题提供了一个有用的例证：这个过程是政治性的，而最终决定性的检验方法是经济。在史密森尼博物馆举行的会谈中，康纳利和他的日本同行水田三喜男躲进了一个摆满样品瓶的房间。康纳利希望日本将日元兑美元汇率提高20%，表示至少也要有18%。水田三喜男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最终的数字必须保持在17%以下。水田三喜男说，任何过高的数字“对日本来说都是非常非常不祥的”，因为这个数字是1930年日元升值的幅度，当时日本在陷入历史性衰退之前恢复了金本位制。水田三喜男补充道：“决定回归金本位制的财政部长被暗杀了。”[56]这相当于在康纳利的肚子上打了一拳。8年前，当肯尼迪在达拉斯遇刺时，当时的财政部长也遭到枪击，差点丧命。最终，康纳利接受了16.88%的升值幅度。
当尼克松在1971年12月宣布《史密森协定》时，他称这是“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货币协定”。沃尔克转向尼克松的另一位助手，低声说：“我希望它能撑过三个月。”[57]
实际上，它持续了六个月。[58]这证明市场仍然不愿意接受任意的价格。
在舒尔茨于1972年6月取代康纳利成为第一位担任财政部长的经济学家之后，向着浮动汇率政策前进的决定性转变终于到来了。舒尔茨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他自己的建议，即美国应该接受浮动汇率。他终止了政府对外汇市场的干预，以支持史密森学会的交易。然后，他耐心地玩弄手段，等待交易破裂。
1973年2月，他让沃尔克用4天时间说服日本和欧洲接受美国的再一次货币贬值。那场谈判持续了大约一个月。沃尔克告诉我：“我现在意识到，我在执行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没有人会去设计一个新的货币体系，这件事当然更不会由一群助理部长去完成。”
至于尼克松，他把这个问题几乎全权交给舒尔茨来处理。他不再去考虑汇率问题了。沃尔克说：“我听到他说要改革货币体系，而且不止一次地说过，唯一的目的就是他不想‘再发生危机’。”[59]当霍尔德曼告诉总统英国已经使英镑贬值时，尼克松说他不在乎。霍尔德曼继续说道，他告诉总统，意大利可能是下一个。尼克松为了子孙后代的利益，录下了自己的声音，回答道：“哦，我才不想管里拉的事呢。”[60]
欧洲人也厌倦了谈判。一位谈判代表开玩笑说：“国际货币改革最紧迫的方面是恢复固定的周末休息日制度。”[61]到1973年3月，日元、里拉和英镑都开始相对美元浮动。德国人继续购买数十亿美元，试图维持固定汇率。最后，舒尔茨开始拒绝回复联邦德国财政部长赫尔穆特·施密特的电话。[62]在3月16日于巴黎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舒尔茨允许欧洲人提出浮动汇率的想法，然后接受了这个建议。[63]
舒尔茨把这些手续留给了他的继任者威廉·西蒙，后者在1976年达成了一项使浮动汇率合法化的协议。欧洲人提出了一个复议的机制。美国加入了一项给予美国否决权的条款，并进一步澄清它保留了不考虑任何投票而使美元浮动的权力。华盛顿向世界提供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却又把它拿走了。
罗伯特·鲁萨和阿瑟·伯恩斯等人曾预测浮动汇率将导致贸易崩溃，但他们大错特错。1971年，出口和进口的总值相当于世界年经济产出的1/4。到2008年，随着市场成为汇率的仲裁者，贸易额占到了全球GDP的60%。[64]
但舒尔茨和弗里德曼也错了。浮动汇率并没有带来贸易平衡，抑或是稳定。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是美国第二大城市的第二个交易大厅。期货交易委员会负责最赚钱的商品的期货市场，它允许小麦和玉米的卖家通过在实际收获前出售作物来降低风险。在商品交易所进行的交易主要是处理剩余的作物。它开始是作为买卖鸡蛋和黄油的市场，然后逐渐增加了洋葱、牛等。雄心勃勃的交易所主席利奥·梅拉米德迫切需要新产品的加入。“我们再也发掘不出新的肉的种类了。”他对朋友抱怨道。1967年，他在《华尔街日报》上读到一篇关于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报道。报告称，弗里德曼断定英国可能会让英镑贬值，所以他开始打电话给芝加哥的银行，看看是否有人会站在贬值赌注的另一边。没有人愿意接受，但弗里德曼认为应该有人愿意。[65]
梅拉米德表示认同。他聘请了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第一位经济学家，并让他给弗里德曼写信，就如何创建这样一个市场征求他的建议。弗里德曼的原则是认为几乎所有人的来信他都应该回信。于是几周后，弗里德曼回信表示鼓励，但他指出，时机还不成熟，因为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汇率变化仍是罕见事件。
尼克松演讲后，梅拉米德亲自写信给弗里德曼，说服他从佛蒙特州的度假屋出发，到纽约的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酒店去吃早餐。在那里，他给了弗里德曼5 000美元，让他为一个新的货币期货交易金融市场写一份背书。这不是一场强买强卖的交易。弗里德曼本就青睐各种市场，他认为期货市场是浮动汇率制度的必要补充。这将为投资者提供一个表达其对汇率走向看法的工具。就像农民从农作物价格波动的保护中受益一样，企业也将从汇率波动的保护中受益。
1971年12月20日，当梅拉米德宣布建立国际货币市场时，弗里德曼的名字充斥在新闻稿中。梅拉米德称这份5 000美元的代言合同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有史以来最好的投资。[66]
弗里德曼曾预测，浮动汇率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缓慢变化，因为国家经济的相对实力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缓慢变化。此外，他说，投机者将有助于稳定，因为他们将通过把价格推回到那些基本面的合理水平来赚钱。
但是，接下来，汇率并不只是简单的浮动，而是开始交替飙升和下沉。
经济学家为股市的波动提供了各种相互冲突的理论，却回避了一个现实而又显而易见的解释：股市就是在赌博。[67]1985年，每日外汇交易超过1 500亿美元；1995年，达到1.2万亿美元；2007年，达到3.3万亿美元。[68]一个产业突然出现了：它们是工业公司中的货币经理，银行家听从它们的指令，投机者从中获利。[69]
输家没过多久就开始向岸上冲去。一家中等规模的纽约银行——富兰克林国民银行在1974年倒闭，原因是投资者在外汇交易的新世界中蒙受了损失。同样是在1974年，德国当局关闭了赫斯塔特银行，该行的座右铭是：“储蓄不应该是一场赌博。”这是因为它曾经在美元的波动上押注从而损失了近5亿马克。[70]最糟糕的时刻还在后头：2015年5月，全球四大银行承认操纵美元兑欧元汇率，以牺牲客户利益为代价来获取利润。[71]
所有的这一切——保险、赌博、盗窃，都是实行新制度的代价。[72]
历史告诉我们，不相信市场的凯恩斯是一位成功的投资者，而热爱市场的弗里德曼基本上不名一文。梅拉米德说，他接到弗里德曼的电话，弗里德曼想做空加拿大元，因为他相信，市场会惩罚自由党总理皮埃尔·特鲁多的肆意挥霍。梅拉米德试图说服他放弃，因为加元正在升值，但弗里德曼下定了决心。直到加元再次上涨了13%，弗里德曼才不得不放弃。[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