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根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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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纳德·里根在1976年以失败为结尾的总统竞选期间，以及在1980年竞选的最初几个月，都很少提及税收。但在艾奥瓦州党团会议上输给布什后，里根在1980年2月前往新罕布什尔州参加初选，此时他急需一场胜利来重新确立自己的领跑者地位。通过承诺减税以及推出一系列广受欢迎的广告，他获得了选民的支持。
播音员：罗纳德·里根认为，当你对某样东西征税时，你得到的东西就会减少。我们正在对工作、储蓄和投资进行前所未有的征税。结果，我们的工作更少，储蓄更少，投资更少了。
里根：我并不总是认同肯尼迪总统的观点。但是，当他提出的30%的联邦减税计划成为法律后，美国经济的表现非常好，每个群体都取得了进步。甚至政府也获得了540亿美元的意外收入。如果我成为总统，我们将再试一次。[54]
对此里根的反对者毫不掩饰他们的失望。布什是老派财政秩序的支持者，他嘲笑里根的观点是“巫毒经济学”。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温和派共和党众议员约翰·安德森称里根是江湖骗子。他说，里根要实现减税、增加国防开支和平衡预算的承诺，唯一的办法就是使用“蓝色的烟雾和镜子”[55]。
但政治时机已经成熟。美国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美国经济产出贡献了最大的份额。一部分原因是薪俸税的增加，目的是为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提供更多资金。[56]另一部分原因则要归于通货膨胀的后果，它将人们推入更高的所得税等级。而且，由于一种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引起人们注意的趋势，美国最高税级人群的数量一直在增加：美国最富有的那一部分人的收入大幅增加，尤其是在金融领域，这创造了一个有影响力且对此十分不悦的纳税人新阶层。
卡特错过了政治气候的变化。他告诉选民减税是不负责任的。在1980年6月的日记中他写道：“我们将继续尽我们所能把坎普-罗斯提案缠在里根的脖子上。”[57]
选民却喜欢那个脖子上缠着减税政策的家伙。他们喜欢里根乐观和严厉相结合的性格。1981年1月20日，美国人听到了美国首位供给学派总统做出的承诺：“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将提议清除那些阻碍我们经济发展和降低生产力的障碍。”彼时，失业率达到了7.5%，通货膨胀率也达到了11.4%。痛恨滞胀的人群大声高呼表示赞同。
里根继续说道：“是时候唤醒这个工业巨人了，是时候让政府量入为出了，是时候减轻我们惩罚性的税收负担了。这些将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在这些原则上我们不会妥协。”
里根打破了总统就职典礼在国会大厦东侧举行的陈旧传统。在1月的那个寒冷的清晨，他站在大厦西侧，面朝美国进步中心的方向，承诺要恢复繁荣。“我们为什么不相信我们能做到这些呢？”他问道，“我们可是美国人啊。”
当晚的庆祝活动与总统对国家悲惨困境的描述形成了对比。印第安纳州共和党的一个代表团乘坐一辆曾经属于J.P.摩根的私人火车抵达。而华盛顿国家机场的私人飞机停机位都不够用了。[58]豪华轿车公司从遥远的亚特兰大提供租车服务。“这些人真的很有品位，”一位忙得头晕眼花的宴会承办人说，“他们不要虾仁做的沙拉，而是要求用整只的虾。”[59]里根政府表示，私人赞助者会为一切买单；两年后，最终的账单大概是公布价格的2倍，大部分差额由国防部支付。[60]
用一句话来概括这八年就是：宣告繁荣，大肆挥霍——一个新的镀金时代。里根要求白宫工作人员在内阁房间里挂一幅卡尔文·柯立芝总统的画像。
里根对税收的厌恶早于20世纪70年代供给学派的兴起，早于20世纪60年代蒙代尔的出现，甚至早于20世纪50年代杜尔的研究。按照里根的说法，这源于他作为好莱坞高薪演员的经历，当时政府对他的收入所征收的税率超过90%。里根说，他拒演一些角色是因为他不愿意“每赚一美元，自己只能留下六美分”。虽然这个故事并没有得到证实，但是当我们着眼于其他方面，去看看他在军队服役的那一年的税率，当时最高税率已经达到了94%，我们就可以知道，这种痛苦显然是真实的。[61]
1964年，巴里·戈德华特竞选总统的最后几天，里根在全国电视上发表了对保守主义的慷慨激昂的辩护，一下子就登上了全国政治舞台。里根宣称：“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在税收负担达到国民收入1/3的情况下生存下来。”（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当时法国的税收约占国民收入的1/3；到2017年，发达国家的平均税率为34%。[62]）两年后，里根在成功竞选加州州长期间承诺减税。但最终他没有兑现承诺，部分原因是州议会的反对。1973年，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即将结束时，他呼吁就一项州宪法修正案举行一次特别选举，该修正案规定了加州个人收入中可以征收的税收份额上限。弗里德曼帮助起草了这一修正案，他花了一整天时间和里根一起坐飞机在加州四处宣传。这是两人的第一次长谈。
1973年11月，修正案被彻底否决，但里根发誓要再试一次。“这个想法将成为现实，”他说，“它必须获胜，因为如果它不获胜，我们两百年来所熟知的自由社会、由被治理者所认同的理想政府，将不复存在。”[63]
阿瑟·拉弗于1976年移居南加州，杂货店大亨同时也是里根“厨房内阁”成员的老朋友贾斯廷·达特将拉弗介绍给了这位前州长。[64]之后拉弗成了里根农场的常客。1977年秋，里根在他的联合电台评论中为减税提供了供给主义的理由。第二年，在坎普的法案被否决后，里根告诉他的广播听众：“坎普-罗斯没有死。思想不会消亡，它只是在等待国会中的多数人接受来自人民的智慧。”[65]
拉弗仍然怀疑里根对供给学派的承诺。他敦促坎普参加1980年的共和党初选；但坎普参观了里根的农场后，决定转而支持里根，他认为里根“90%”是支持供给学派阵营的。[66]他的信念得到了回报。里根入主白宫后，财政部长唐纳德·里甘——一位对供给经济学没什么兴趣的华尔街高管——任命了曾为坎普工作过的经济学家来填补财政部的高级税务工作的职位空缺，其中就包括诺曼·杜尔。[67]里甘说：“我读了里根总统在竞选期间的讲话，他明确表示支持所谓的供给主义减税政策。我试图找到同样支持这些观点的最佳人选。”[68]
政府迅速采取行动，通过大幅削减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避免了混乱的内部纠纷。借着里根的东风，共和党在1981年控制了参议院，这是26年来的第一次。里根在那年3月遇刺后，众议院民主党人的抗议声有所减弱。
但一些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仍然担心减税会导致更大的预算赤字。总统用他经常从拉弗和其他供给学派人士那里听到的观点来做出回应。他说，减税将促进经济增长，联邦税收也会增加。里根的一些最亲密的顾问，尤其是他的首席国内政策助理、经济学家马丁·安德森后来坚称，里根从未声称1981年的减税会为自己带来回报。这是可笑的修正主义。里根在竞选活动中和在白宫都这样说过。他在1981年7月7日的一次演讲中说：“我确实相信，就像肯尼迪总统那样，我们的减税措施将极大地刺激我们的经济，我们实际上会增加政府收入。”当时立法辩论已经进入最后阶段。[69]
1981年8月13日，里根穿着牛仔衫、牛仔裤和牛仔靴，在他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农场的院子里签署了减税法案，他用了共计24支笔来签字，来创造出足够多的纪念品。他在日记中写道，这是“半个世纪以来最伟大的政治胜利”。[70]
里根的减税政策本来很有可能让供给经济学声名狼藉。[71]失败的证据不是沃尔克衰退，当减税法案通过时，沃尔克衰退就已经开始了。更确切地说，事实是即使在1982年底经济恢复增长后，总统所承诺的供给主义好处也没有实现。每个人都同意发放货币将促进经济增长。供给学派认为，较低的税率也会鼓励人们更努力地工作和更多地投资。政府特别预测，美国人会将减税额的40%用于储蓄，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因为其他收入的储蓄率只有6%。但事与愿违，事实上平均储蓄率并没有变化。[72]
该法案还试图通过削减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的税收来鼓励投资。1960—1980年，机械制造业的有效税率已经从59%降低到18%。根据1981年的法律，实际利率下降到-5.5%。联邦政府实质上是在补贴机器投资。[73]一项针对250家大型企业的研究发现，1981—1983年，至少有一半的企业一年没有缴税。被该研究描述为“罗纳德·里根的前雇主”的通用电气（赚了65亿美元，却一分钱的税也没缴。[74]但是整个经济领域的投资都在下降。1981年11月，在一个足以载入史册的时刻，美国钢铁公司宣布，它将以63亿美元收购马拉松石油公司，而不是花钱升级其陈旧的钢铁厂。
税收改变人们的行为习惯：在纽约，有多达45%的香烟是从其他州非法进口的，因为纽约的香烟税是全国最高的。[75]但是供给学派高估了税收的影响。米尔顿·弗里德曼和罗斯·弗里德曼在康涅狄格河的佛蒙特州一侧建造了他们的避暑别墅Capitaf，尽管他们承认，“作为经济学家，我们本应在税收较低的新罕布什尔州找一块土地盖房子”。[76]里根当选后，克利夫兰市的共和钢铁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威廉·J.德兰西欣喜地表示，减税将开启“钢铁行业生产率和利润率更高的全新时代”。[77]然而，共和钢铁公司没能撑过里根的第一个任期。
即便是减税对需求的影响，即发放资金的直接好处，也被证明是有限的。20世纪80年代末，当经济尘埃落定时，经济衰退和经济复苏的结合使20世纪80年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2%，经人口和通货膨胀调整后的增长率略低于20世纪70年代的年平均增长率。[78]20世纪80年代末，迪克·切尼对一位朋友说：“我不相信里根的减税政策会奏效。”[79]
里根的减税政策失败了，它未能带来更快的经济增长，还迫使政府出手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规模进行借贷。包括弗里德曼在内的一些保守派人士对政府的困境并不感到意外：他们曾嘲笑供给学派的预测。但他们也不惊慌。他们曾经支持减税，是因为他们想在联邦预算上挖一个洞，然后通过削减开支来弥补。[80]
里根的预算主任大卫·斯托克曼非常清楚自己想要削减什么。斯托克曼今年34岁，身材高大结实，无论是从外表上还是穿着上，他都和之前做国会职员时一样，看起来对工作认真负责，充满热情，尽管那时他的头发已经有些灰白了。他不是一个经济学家；相反，他是市场经济学从一系列深奥的批评演变成一场任何人都可以参加的政治运动的一个鲜活的例子。斯托克曼在密歇根州的一个农场长大，20世纪60年代末进入哈佛神学院。在那里，他曾帮忙照顾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的孩子。他利用这个机会，在记者戴维·布罗德举办的一个研讨会上占到了一个座位。布罗德随后把斯托克曼介绍给了共和党的政治新星众议员约翰·安德森，因为安德森需要一个专注于研究经济学问题的助手。然而斯托克曼对这门学科一无所知，但他马上开始读书，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他接触到了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思想。他回忆道：“自由市场学者所说的一切真的都会发生——短缺、瓶颈、投资扭曲、浪费、非理性以及更多的通胀——它们就真实地发生在我眼前。”[81]
1977年，斯托克曼赢得了密歇根州的一个众议院席位。某个午夜，在讨论联邦德国战后经济改革等问题时，他和坎普成了朋友。但他从未加入坎普的核心圈子。[82]供给学派并不关心赤字。斯托克曼称自己是“完全的供给学派人”；他想着力于削减税收和开支。
斯托克曼的心要碎了。与削减开支相比，里根和大多数国会议员更喜欢减税。里根拒绝支持斯托克曼削减联邦福利项目的计划；与此同时，他还支持大幅增加军费开支的方案。“我不止一次听到总统说，‘在削减国防开支和招致赤字之间，我将选择赤字’。”詹姆斯·C.米勒三世说道，后来他接替斯托克曼担任预算主管。[83]
随着联邦政府借贷的迅速增长，供给学派呼吁大家耐心等待，认为年度赤字不会持续，也并不重要。1981年12月，时任里根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的威廉姆·尼斯卡宁在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演讲中引用了蒙代尔的观点，他宣称，赤字增加与通胀或利率升高之间几乎没有联系。一些持有老派观点的参议院共和党人坚持认为赤字是危险的，要求尼斯卡宁辞职。[84]
尼斯卡宁的观点自有其道理。面对美国政府的赤字，日本人特别渴望借钱给美国。[85]1984年，里根政府鼓励国会为外国买家创建一种新的美国国债，从而推动了事态的发展，帮助解决了这一问题。[86]这些举世瞩目的债券的发行目的在于通过允许债券持有人匿名收取利息，为针对外国政府的税务欺诈提供便利。他们只需要证明自己不是美国人，便可以购买债券，这反过来又使美国得以支付较低的利率。美国财政部派出高级官员前往日本和欧洲推销这些债券。里根高呼美国是“世界投资中心”。但美国人付出了相应的代价：对外国资金的巨大依赖侵蚀了这个国家的工业基础。我将在第八章中讲述这个故事。
1981年末，担任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的堪萨斯州共和党人鲍勃·多尔与美联储副主席弗雷德里克·舒尔茨和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沃尔特·瑞斯顿共进晚餐，席间舒尔茨对政府的挥霍无度感到恐惧，瑞斯顿则直言不讳地为里根的经济政策辩护。几天后，多尔在电梯里遇到舒尔茨，他向舒尔茨吐露了心声：“这场辩论是你赢了。我认为我们必须在财政方面有所作为。”[87]作为他个人的表达特色，多尔还讲了一个新笑话：“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昨晚一辆坐满供给学派学者的公共汽车翻下了悬崖。坏消息是，车上还有三个空位没坐满。”[88]
在接下来的二十几年里，美国政府的财政状况才慢慢恢复。
然而，里根和供给学派赢得了一场持久的政治胜利。最明显的变化是对高收入人群征收的税率永久性降低。1981年的法律将最高税率降至50%。1986年，国会进一步将最高税率降至33%。[89]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民主党总统的任期内，最高税率往往会上升，在共和党总统的任期内则会下降，但始终保持在40%以下。
在20世纪中期，政府曾将所得税作为纠正经济不平等的手段。税收就像一台推土机，把最高的山峰推平，把最矮的山头堆高。1979年卡特执政时期，税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比税前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低10.2%。里根的减税政策将这台推土机的功率降低了很多。到1986年，税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仅比税前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低5.1%。[90]
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税后收入不平等的上升速度比战后任何时期都要快。[91]富人和普通人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联邦政府却视而不见。
其他发达国家纷纷效仿美国，但有少数几个国家中途转向了。1976年，英国保守派理论家基思·约瑟夫在一次题为“货币主义是远远不够的”（Monetarism is Not Enough）的演讲中，竭尽全力为降低最高税率的必要性背书：
战争以来的历届政府，通过征税，通过通货膨胀，通过无情的法规和泛滥的立法，通过权力进行持续不断的、专制的管控和干预，逐渐剥夺了曾经值得冒险的快乐和回报。[92]
在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的领导下，英国将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从80%降低到40%。日本的最高税率从75%下降到50%。25个发达国家的平均最高税率从1979年的66%下降到10年后的50%。[93]蒙代尔在2011年告别致辞中说：“底线是没有人主张将税率恢复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水平。我认为这就是胜利。”[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