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免税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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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健全经济学”通常反映的是富裕阶层的需求。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
《货币：源自哪里，去向何方》（1975）[1]
1971年4月，一些世界顶尖的经济学家和银行家聚集在意大利的博洛尼亚，讨论滞胀问题。发达国家发现自己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已知的通货膨胀补救办法被认为有可能提高失业率，而已知的针对失业现状补救的办法又被认为有可能增加通货膨胀。
在与会者念念有词时，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蒙代尔坚称这两个问题可以同时得到解决，这让与会者吃了一惊。他说他有同时降低通货膨胀和失业率的良方。更完美的是，可以在没有痛苦的情况下恢复繁荣。
他说，这剂灵丹妙药的主要配方就是大幅度的减税。
蒙代尔是一位绝顶聪明、性格粗糙、脾气古怪的学者，他的见解改变了国际经济学的研究状况，但他在博洛尼亚的言论却遭到了质疑。凯恩斯主义者一致认为，虽然减税可以刺激就业增长，但必然会以通货膨胀为代价；而货币主义者认为减税跟通货膨胀毫无关系。双方都认为蒙代尔的想法没有道理。
人们的反应如此充满敌意，以至蒙代尔固执地把自己比作圣塞巴斯蒂安，一个被罗马人用箭射中的早期基督教殉道者。会议主席威拉德·索普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经济学家，他曾协助起草《马歇尔计划》，并从未对这种高度凯恩斯主义的行为感到后悔。他在允许大家发表完最后几句攻击言论之后，总结说道：“既然我们该休会了，作为会议主席，我有责任将圣塞巴斯蒂安从更进一步的攻击中解救出来。”[2]
但蒙代尔并不注定要成为烈士。在短短10年的时间里，他的提议从学术界的边缘走向了美国政治的主流。半个世纪过去了，蒙代尔关于减税的供给主义观念仍然是共和党经济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支柱。
蒙代尔1932年10月24日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他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期间对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之后他进入华盛顿大学的研究生院，开始了职业生涯的快速上升。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后，他加入了斯坦福大学的教师队伍。就在“1958年11月的那个周日下午，也就是我第一个儿子出生的前一个月，在门洛帕克的公寓里”，蒙代尔的灵光一现塑造了他此后的职业生涯。这位年轻的教授彼时正弓着身子在一张桌子前画图表，这时他突然想到了一种新的全球经济模型的核心内容。他后来写道：“我被这个想法深深吸引住了——或者说，为之兴奋，这可能是一个更准确的描述——我放下了铅笔和纸，来延长那种悬念带给我的享受。这种悬念就是，也许我再多做一点点的工作，一些全新的结果就会展现在我们面前。”[3]
当时的经济学家把国家经济看作独立的系统，每个国家都是一个孤岛。蒙代尔的模型为检验国家间的相互作用提供了一个框架。他的结论之一是，一些国家可能会受益于共享一种货币，这一想法对后来欧元的诞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他在1962年的一篇论文中提出的另一个结论是，肯尼迪政府对美国的经济管理不善。白宫试图维持财政纪律以遏制通胀，同时降低利率以鼓励经济增长。蒙代尔写道，政策应该反过来。政府应该通过减税来刺激经济，提高利率来控制通货膨胀。[4]蒙代尔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职期间撰写了这篇论文，然而他的一些同事却反对这种异端言论的发表。事实证明他们的担心是对的，蒙代尔的这篇论文广为流传。美国财政部长道格拉斯·狄龙给总统分享了一份带注释的副本。当年12月，肯尼迪在纽约商界领袖面前提议减税后，蒙代尔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领导来到他的办公桌前，说：“嗯，我猜你现在一定很得意。”[5]
但快乐转瞬即逝。肯尼迪和凯恩斯主义者恰巧都认同了蒙代尔关于减税必要性的观点，但他们并没有接受蒙代尔对凯恩斯主义机制的潜在批判。蒙代尔想要减税，而不是降低利率和增加支出；但在20世纪60年代剩下的时间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说服美国政策制定者同时进行这三项举措，实施大规模的经济刺激。
到20世纪60年代末，通货膨胀率不断上升，但仍然没有人对蒙代尔提出的替代方案感兴趣。当约翰逊政府在1968年提高税收以控制通货膨胀时，蒙代尔预测政府只会成功地减缓经济的增长。尼克松在1968年的总统选举中获胜后，蒙代尔敦促新一届政府撤销增税政策，转而采用他提出的提高利率和降低税收的方法。但弗里德曼和其他保守派经济学家坚决反对任何减税措施，对于蒙代尔的意见，尼克松也未采纳。[6]1969年，沮丧的蒙代尔依然坚信自己的建议是明智的，于是他花了1万美元在意大利锡耶纳的郊外买下了一座破旧的城堡，原因是他认为通货膨胀无可避免，而房地产将是一个很好的保值工具。[7]
两年后，在博洛尼亚距离蒙代尔的城堡大约100英里的地方再一次召开了会议，而这次会议给了蒙代尔再次尝试的机会。他的主要目标是凯恩斯主义者关于美联储可以通过压低利率来刺激经济增长的观点——这基本上就是通过接受更多的通货膨胀来换取更多的就业机会。与弗里德曼一样，蒙代尔认为，通货膨胀“既不是充分就业的必要条件，也无助于充分就业”。[8]事实上，他认为通货膨胀还会增加失业率。但蒙代尔也反对货币主义者关于解决通胀的方法是大幅限制货币供应的增长，从而将经济推入衰退的观点。他冷淡地指出，如果货币主义者关于通货膨胀这种病的治疗方法是正确的，那么美国人可能宁愿不治。与之相对，蒙代尔描述了他提出的第三种解决办法，那就是以减税来刺激经济活动，同时提高利率。
蒙代尔论点的关键在于减税。他说，增长是一种自然力量，税收则是控制它的软木塞。每个人都认同发放货币将增加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除此之外，蒙代尔认为，这也将增加供应。企业将增加投资，在税率较低的情况下寻求利润。
减税也会增加联邦赤字。普遍的担忧是，赤字将迫使政府要么印钞票，推高通胀，要么从私人部门借款，推高利率。蒙代尔说，美国可以从其他国家借钱，从而避免这两个问题。他在博洛尼亚会议上表示：“假设这确实意味着美国将迎来预算赤字，可是谁又在乎呢？”[9]后来，他对这个问题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告诉提出这个问题的朋友：“沙特阿拉伯会为此提供资金。”[10]
博洛尼亚会议结束后，受伤的蒙代尔离开芝加哥前往安大略省的滑铁卢大学。前同事开玩笑说，滑铁卢找到了它的拿破仑。蒙代尔找到了更容易接受他的听众。与大多数征收所得税的国家一样，加拿大采用的是一种随着收入水平升高逐步征收更高税率的税制。当通货膨胀上升时，这个体系自动地增加了政府收入，因为名义收入的增加将人们推到了更高的纳税等级。但是通货膨胀并没有使实际收入增加——也就是没有增加人们可以购买到的汉堡的数量——所以，当人们被征收更高的税率时，他们的汉堡购买力下降了。凯恩斯主义者并不认为这种“税级攀升”会拖累经济增长，因为政府可以把多出来的收入用其他形式花掉来促进经济发展。但蒙代尔认为，激励措施也很重要：更高的税收使平均每小时获得的工作报酬变少，人们愿意付出的工作时间也会相应减少。
1973年，加拿大议会投票决定自动调整税收等级，以跟上通货膨胀的步伐。该法案是对蒙代尔研究成果的直接应用：加拿大减税是因为税收阻碍了经济增长。“这项提议是税收理念和实践方面的一项重大创新，”英国财政大臣约翰·特纳在介绍这项措施时向议会表示，“人们和政府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它。”[11]
1974年蒙代尔回到美国，接受了一份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工作，当时美国经济已经陷入了滞胀。对此，凯恩斯主义者无所适从，米尔顿·弗里德曼也只是怒不可遏。在两派都束手无策时，蒙代尔重新发起了减税运动。
那年春天在华盛顿的一次会议上，蒙代尔建议政府削减150亿美元的税收。到9月，他进一步主张削减300亿美元的税收。但事与愿违，福特总统提出了5%的增税议案，采用了标准的凯恩斯主义通胀疗法。
幸运的是，为了推动供给经济学，两位立场鲜明的“鲍斯韦尔”出现了，帮助蒙代尔在美国推销他的思想。第一位是阿瑟·拉弗，一个发自内心开朗快乐的经济学家，他无忧无虑，丝毫不受“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的影响。
拉弗于1940年出生在克利夫兰一个富裕的家庭中，并在那个强大的工业城市郊外的富人区长大，之后分别在耶鲁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接受教育。他喜欢现在的生活，认为政府的干预毫无意义。2018年，我去纳什维尔拜访拉弗，他住在一栋堆满了古董和化石的大房子里。他告诉我：“我的世界观不是试图找出这个世界上的竞争模式中的所有缺陷。要相信，人们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欲望去修补这个系统。所以，把你的臭手从经济上拿开就好！”
拉弗追随了蒙代尔的脚步，在斯坦福大学学习国际经济学，并在28岁时成为芝加哥大学的终身教授。当国会在1968年提高税收以抑制通货膨胀时，拉弗和蒙代尔一起谴责了这一决定。
两年后，也就是1970年，拉弗前往华盛顿，为芝加哥商学院前院长乔治·舒尔茨工作。尼克松任命舒尔茨领导一个新的机构——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负责监督联邦政府的官僚机构。[12]舒尔茨徒劳地劝阻尼克松对刺激经济的尝试。拉弗建立了一个简单的预测模型，预测下一年经济将在没有任何额外的联邦政府帮助的情况下健康增长——这个结论使他成为财政刺激计划支持者攻击的目标。《纽约时报》在其周日的商业版块发表了一首讽刺性的诗，开头是这样的：“他们放声嘲笑拉弗的赚钱机器/这种古怪的经济模型很少被提及。”保罗·萨缪尔森就拉弗在芝加哥的主场做了一场题为“为什么他们在嘲笑拉弗”的演讲。当批评他的人发现他并没有获得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学位时，这位年轻教授承受了更深的折磨。于是，在1971年，他快速完成了博士学业，第二年就回到了芝加哥大学。[13]
混乱时期，拉弗接受了年轻记者裘德·万尼斯基的采访。正是他的报道描绘了蒙代尔传统、拉弗害羞的形象。万尼斯基出生于1936年，来自宾夕法尼亚州一个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煤矿工人家庭。他在拉斯维加斯开始了自己的新闻事业，之后在1962年，他穿着金丝西装，驾驶一辆别克敞篷车前往华盛顿，旁边还坐着一位漂亮的歌舞女郎。[14]通过不懈的努力、适当的逢迎和快速的学习，万尼斯基在华盛顿的新闻业中茁壮成长。他开始写有关经济问题的文章，1972年，《华尔街日报》为他提供了一份待遇优厚的工作。万尼斯基却一反常态地犹豫了一下，告诉他的新老板他不知道怎么写社论。编辑回答说：“裘德，你只需要足够傲慢就行了。”[15]傲慢可是万尼斯基最擅长的。他在社论中，甚至在给政策制定者的信中都充分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其中有一封写给福特总统幕僚长的信，开头是这样的：“首先，我想让你们接受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我可能是全美国最聪明的人。”[16]
万尼斯基的确很聪明，他知道自己需要接受更好的经济学教育，于是他主动和拉弗建立了关系。“阿瑟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会回答愚蠢问题的经济学家。”万尼斯基如是说。当万尼斯基要求拉弗说出在世的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的名字时，拉弗说出了蒙代尔的名字。[17]1974年春，拉弗在华盛顿的一次会议上介绍万尼斯基和蒙代尔相互认识。万尼斯基做事从不会半途而废，后来他写道，那天下午他在蒙代尔的酒店房间里待了几个小时，不停地问蒙代尔问题。他补充说，他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目标：他将成为供给经济学派的宣传员。[18]
1974年12月，万尼斯基在一篇名为“是时候减税了”的期刊专栏文章中向大众介绍了供给经济学。这些观点都来源于蒙代尔，在文章发表之前，他仔细地审阅了每一个字。但文章的表达方式无疑是非常“万尼斯基”了：“国家经济正被税收扼住脖颈——近乎窒息。”[19]
在接下来的五年里，万尼斯基尽可能多地利用《华尔街日报》的影响力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他还出版了《世界如何运转》（The Way the World Works），详细阐述了这一主旨。这是一本畅销书；拉弗说，这是有史以来最好的经济学著作。
然而，万尼斯基最有影响力的宣传是一张餐巾带来的不朽传奇。1974年11月，拉弗和万尼斯基邀请福特总统的副幕僚长迪克·切尼到财政部街对面的双洲餐厅喝酒。当时，经济正陷入严重的衰退，而尼克松政府犯下的罪行令共和党人在刚刚结束的中期选举中惨败。拉弗和万尼斯基从蒙代尔未竟的事业出发，告诉切尼要想振兴美国经济，需要做的就是减税。拉弗告诉切尼，降低税率将会带来大量经济活动，政府实际上会获得更多的收入。为了说明这一点，拉弗拿起一张鸡尾酒附送的餐巾，画了一条看起来像飞机机头的曲线。万尼斯基将其命名为“拉弗曲线”，并使其闻名于世，以至现在史密森尼博物馆请拉弗重新在一张餐巾上画上“拉弗曲线”，并作为那张著名餐巾的复制品展出。这条曲线表明，高税率会对税收产生反作用。税收随着税率的上升而升高，直到某一点——也就是飞机的机头位置——但当税率高于这一点时，税收就会逐渐下降。如果政府将税率提高到100%，人们就会停止工作，税收也随之降为0。在拉弗曲线上，飞机机头的横坐标位置没有明确的标记。因为他说他不知道会使税收开始起反作用的具体税率是多少，但他相信美国现在的税率已经超出了机头这一点的水平，因此减税将增加税收。他在史密森尼博物馆展出的餐巾上写了一首小诗：“如果你对一种产品进行征税，那么得到的会越来越少/如果你对一种产品进行补贴，那么得到的会越来越多/我们一直在对工作、产出和收入征税，反而对待业、休闲和失业进行补贴/那么后果就显而易见！”[20]
拉弗强调减税会鼓励人们赚更多的钱，这是对蒙代尔最初理论的简化。拉弗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他认为政府应该致力于降低最高税率。这是对政府利用税收作为收入再分配的有力工具的直接攻击。拉弗和蒙代尔认为，政府不应该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而应该专注帮助那些最不需要帮助的人。他们表示，这样做的好处将会逐渐显现：富人将会更加努力地工作，进行更多投资，经济将会增长，每个人的生活都会越来越好。蒙代尔表示：“供给经济学认为，累进税率的陡峭层次缩减了要分配的蛋糕的大小。即使穷人在大蛋糕中分得一小块，也好过在小蛋糕中分得较大的一块。”[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