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弗里德曼大战凯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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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变化的常识性态度被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神秘的、随时准备接受经济进步所带来的社会后果的态度，不管这种后果是什么。政治科学和治国之道的基本真理先是被人怀疑，然后被人遗忘。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1944）[1]
1933年的最后一天，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恳求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开始大力促进消费。他建议总统建造更多的铁路——或者随便建些什么都行。他甚至还说，政府可以把钱埋在旧矿里，然后出售开采权。[2]
罗斯福1933年3月的就职典礼，以及1933年12月初禁酒令的废除，都在长达三年的经济萧条之后提振了人们的精神。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会在那一年的新年前夜，人群聚集在曼哈顿市中心的时代广场上。然而，经济形势依然严峻。1933年，1/4的工人失业，这也是美国现代史上失业率最高的一年。
大多数美国人——当然，包括大多数政治精英，他们并不认为联邦政府负有责任。他们不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向普通公民借款并将其用于公共工程的建设来促进经济增长。人们普遍认为，这好比把钱从裤子的左口袋掏出来放进右口袋。
凯恩斯的公开信是对这种市场信念的攻击。在他看来，“看不见的手”不能确保市场自动调节并提供可能范围内的最佳结果。对未来不确定的企业将避免继续投资；人们将会持续失业。他认为，政府需要借贷和消费，直到“动物精神”恢复。[3]
凯恩斯写道，如果罗斯福听从他的建议，那可能会引领全球经济复苏。“如果你成功了，世界各地都将尝试新的、更大胆的方法。新经济时代的第一章就将从你上任之时开始书写。”他继续写道。
1936年，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一书中阐述了这一新的经济学理论。“《通论》对大多数35岁以下的经济学家产生了一种意想不到的毒性，就像一种未知疾病首先侵袭并摧毁了南海岛民的一个孤立部落一样。”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写道，他也是最具影响力的受害者之一。[4]他认为人类可以改造自然来使它与其所处的时代相匹配。如果人类有能力补救衰退，促进繁荣，那么谁能否认这样做的道德必要性呢？
然而，新时代慢慢来临。罗斯福对赤字开销持谨慎态度。凯恩斯的公开信刊登在《纽约时报》之后，罗斯福请他们共同的朋友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告诉“那位教授”，作为总统他认同经济需要帮助的观点，但“政府的借款额度是有实际限制的”。[5]几个月后，即1934年5月，弗兰克福特安排两人在白宫会面。这次会面加深了罗斯福对凯恩斯的第一印象。他告诉劳工部长弗朗西丝·帕金斯：“我看到了你的朋友凯恩斯，他留下了一大堆数字。相比他政治经济学家的身份，我反而认为他更像一个数学家。”[6]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美国的失业率仍然是17%。[7]
凯恩斯于1946年去世，他曾认为，他的著作是一种拯救资本主义的努力，也是一种可行的共产主义替代品——它表明了市场经济需要帮助，但不需要被取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西方民主国家面对苏联的崛起时，这一计划显得更加紧迫。
在英国，两大政党都将充分就业写进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政治纲领。保守党在1950年的宣言中称：“我们将保持充分就业作为保守党政府的首要目标。”[8]在美国，民主党人在1946年推动国会通过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案，该法案指示联邦政策制定者要“最大限度地促进就业、生产和购买力”。该法案还为经济学家设立了一个特殊的角色，创建了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三位经济学家常伴总统左右。[9]但是保守派——当时两党都有相当多的信众——从来没有完全认可这一做法。最直言不讳的人谴责凯恩斯主义是共产主义的近亲。罗斯·怀尔德·莱恩就是这些批评者之一，她是一位热情的自由主义者，她整理了她的母亲劳拉·英格尔斯·怀尔德的回忆录，并将其改编成了儿童读物《小房子》（Little House）系列。[10]拓荒者家庭依靠政府支持的铁路出行，在公共土地上立桩，依赖军队的保护；这些书宣扬自给自足。[11]1947年，莱恩发表了一篇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教科书的评论，她极具讽刺性地将其描述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尤其对鼓励政府加大开支感到愤怒。“这根本不是一本经济学教科书；这是一本异教和政治的宣传册，”莱恩写道，“它激发了一种非理性的信仰，并促使它采取政治行动。从头到尾，没有任何行动建议是与政治和联邦无关的。”一场写信运动阻止了教科书的采用，也把这个领域留给了保罗·萨缪尔森，他在次年出版了一本更为中立的经济学教科书。
一开始，凯恩斯的建议没有被采纳的必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股被压抑的创新浪潮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经济繁荣的果实也在更广泛的领域中被人们分享：机器首先让女性快速地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却没有影响她们在工厂里的工作。经济学家似乎和美泰克（Maytag）[12]的修理工一样有用；1952年，共和党人试图解散经济顾问委员会。但最终它被保存了下来，不过却丧失了所有的热情。
20世纪50年代，经济学家不惧政策制定者的冷漠，继续完善自己的观点，提出越来越大胆的主张。在这10年结束时，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进入了自我关注的鼎盛时期。主要经济学家坚持认为，政府可以像调节恒温器一样调节经济状况。经济学家A.W.菲利普斯绘制了19世纪英国失业率与工资之间的关系，发现当失业率较低时，工资往往会上升。经济学家热情地讨论着相关性和因果关系，得出的结论是：政府可以通过调控，左右“菲利普斯曲线”的变动，来权衡失业和通货膨胀的情况。在1960年发表的一篇重要论文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重要的两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罗伯特·索洛表示，美国政府可以从失业率和通胀率的“菜单”中做出选择。可供选择的选项包括：在不产生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使失业率达到5%~6%；将失业率保持在3%，同时存在4%~5%的通货膨胀。[13]在英国，一位经济学家回忆起20世纪60年代初的一次会议，那次会议演变成了希望将失业率限制在1.25%的人和支持将失业率提高到1.75%的人之间的一场情感对抗：“有一个叫弗兰克·佩什的教授支持把失业率提高到2.5%，大家都认为他是个纳粹分子。”[14]
华盛顿对经济的接纳始于政府的“发动机室”。政策制定者和官员在努力控制政府在美国人生活中迅速扩大的角色，他们求助于经济学家，尤其是在税收等复杂领域。负责起草国家税法的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的一名成员表示：“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太难了。”另一名成员说：“这是微积分，而我还没有学过运算。”[15]这一趋势促使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他的告别演说中警告不要让技术专家做政治决定。但其他政客看到了机会。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担任筹款委员会主席的威尔伯·米尔斯认为，经济学可以帮助立法者通过提供明确和无可争辩的事实，跨越党派分歧。
1909年，米尔斯出生在阿肯色州的一个小镇上，父亲是当地最有权势的人。1939年，年仅30岁的他进入国会，之前他一直在哈佛大学学习法律。几年后，也就是1942年，他在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得到了一个梦寐以求的职位，接踵而来的是现代联邦所得税的诞生。政府从1913年开始对富人的收入征税，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只有大约6%的美国家庭曾经缴税。[16]大量的所得税被用来资助战争，然后继续资助美国对苏联的军备竞赛，以及战后扩大的社会福利支出。米尔斯醉心于学习错综复杂的法律。同时，他还接受了经济学教育，在接起办公桌上的电话时，他转换成南方口音，逗得不止一位导师发笑。米尔斯在控制着国会的南方民主党人中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在前任主席死于心脏病后，1957年，年仅48岁的米尔斯接手了众议院筹款委员会。
他接手时，税法简直是一团糟。联邦政府对个人收入的征税率超过90%：1957年，对于超过20万美元的每一美元应税收入，政府征收91美分，纳税人只保留9美分。[17]但关键词是“应税收入”。这些规则漏洞百出；只有大约40%的个人收入需要缴纳联邦税。[18]其他发达国家的情况也类似。英国的最高税率触怒了披头士乐队，以至他们写了一首歌，描绘了一个贪婪的“税务员”形象，他想收走人们收入的95%。歌词这样唱道——税务员说：“只留下5%你们觉得不够/那你们应该庆幸我没有全部拿走。”但披头士和大多数富人一样，他们合法地避免了大额的财务负担。[19]
米尔斯雇用了一位名叫诺曼·杜尔的经济学家，他是米尔顿·弗里德曼在芝加哥大学的第一批研究生，并着手制订一项使税收制度更加公平和有效的计划。米尔斯把这个系统比作一个三角形。政府构建了一个高而窄的三角形，税率高，税基窄。米尔斯表示，政府可以通过构建一个矮而宽的三角形来筹集相同数额的资金——降低税率，同时扩大税基。他表示，降息将鼓励经济活动。这是对后来被称为供给经济学的一种早期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