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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是他将别人送的礼物转送给奈津子了吗？互济银行职员似乎用了不少手段讨奈津子欢心，这种可能性也并非不存在。
有调查员提议，干脆就桌布的问题直接询问互济银行职员。调查主任却表示反对。在缺乏清晰证据的情况下，这样的审讯是拙劣的。如果对方一口咬定不知道，那么警方也无计可施。桌布看似与案件脱不了干系，但倘若没有更进一步的证据，也只能暂缓对此的询问——回过头来看，这个做法堪称明智。
比利时日本大使馆的调查报告到达之前，关于这块桌布，又传来了令人欣喜的消息。
走访调查中出现的一个人表示，他认识的一对夫妇拥有和周刊杂志彩页上一模一样的桌布。此人与案件无关，在此不做赘述。所有者是住在大森的一名税务师，他家会客室的餐桌上铺着这种桌布。
调查员迅速来到那名税务师家中。因进入大门后必须要通过会客室，所以有足够的时间细细打量那块桌布。两块桌布的大小与设计完全一致。白色蕾丝边缘的葡萄唐草花纹也分毫不差。不同之处唯有布料的底色。彩页上的是米黄色，这里的却是浅粉色。
不久后，主人终于现身，调查员非常客气地问起这块桌布的由来。
主人说，这是去年，妻子的姐姐姐夫去欧洲旅行时从布鲁塞尔买回的纪念品。调查员又问具体时间，主人回答，他们是十月二十日左右回国的。从时间上来看，这与“水沼”女公关说“桌布出现在老板娘会客厅的时间是去年十月下旬”不谋而合。调查员记下了税务师妻姐夫妇的姓名、职业、住址。理由是用作另一起案件的参考。
当天傍晚，回到家后的野田保男听宗子说今天下午有两名警察上门，顿时觉得两眼发黑。
——总算来了。他原本还抱着一丝侥幸，但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
身体瞬间变得冰冷起来，但想到此时有可能被宗子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野田便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他们来干什么？”
野田一边脱衣服一边问。宗子绕到他的身后，一一接过领带、衬衫、裤子，时而用刷子轻轻地掸拭，时而跪坐下来仔细地折叠。如此一来，妻子便看不到自己的表情，野田多少松了口气。然而，他依旧很在意，警察究竟为何而来。
“为了那块在布鲁塞尔买的桌布。”
妻子一边整理衬衫和裤子一边回答。语气与平时没有什么不同。
“那块桌布怎么了？”
果然是为了这个。警察也注意到了那张周刊杂志彩页。不祥的预感一个接一个地变成现实。
“一开始，警察去了大森的妹妹家，听他们说桌布是我们送的，所以过来确认。我说没错，是我们送的。警察问能不能看一看，我就把收好的桌布给他们看了。”
“嗯，然后呢？”
“然后，他们问什么时候买的。我说去年十月十六号在布鲁塞尔买的，二十号回国。又问买了几块。”
与野田想的分毫不差。
“我说，就这块和送给妹妹的那块。他们又问，真的只有两块吗？没有再买一块和这块一模一样的桌布吗？”
野田觉得自己似乎亲历了一遍警察的询问，浑身起了鸡皮疙瘩。
“我说，不，只有两块，是和丈夫一起去店里买的。警察好像还是不怎么相信，又问那家店的名字。他们太烦人了，我有点生气，就把那家店的纸袋给他们了。拿了纸袋，他们才道谢离开。”
警察或许真的会和布鲁塞尔的刺绣店核实。
“为什么警察会过来问这种事？”
野田想知道宗子的反应。
“不太清楚，好像出了什么案子，那件案子跟一块同样花纹的桌布扯上了关系。警察说只是问一问情况，没有透露更多，我也没问。”
妻子似乎不知道发生在植满草坪的高级公寓里的酒吧老板娘被杀一案。她更加不知道，自己的丈夫马上会因为这个案子变成警方的怀疑对象。除了警察的不请自来让她有点恼火之外，她的态度平静自然，与平常无异。
“那位野田社长家的桌布和彩色照片上的完全一致。底色也是米黄色。送给妹妹的是浅粉色。并且，他们回国的时间是去年十月二十日。”
根据刑警的汇报，调查总部召开了一次讨论会。
野田保男很可能是送桌布给水沼奈津子的人。他回国的时间是十月二十日，奈津子房间里出现桌布的时间是十月下旬。由此看来，野田与奈津子之间必然有私情，迄今为止的调查却没有发现这一点。虽然如此，但奈津子的情夫远比想象中多，最近还挖出了两个，所以野田与奈津子有染的这条线极有可能成立。
如果凶手是野田保男，他很有可能为了不留下线索带走那块桌布。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案发现场丢失了一块桌布。
问题在于，野田的妻子对警察说，从布鲁塞尔带回的桌布只有两块。夫妻俩一起去店里买的。一块铺在自家的餐桌上，一块作为纪念品送给了大森的妹妹——调查员在两家都看到了实物，数量是相符的。
如果奈津子的桌布是野田送的，那么野田必然买了三块桌布。但和丈夫一起去的妻子却说只买了两块。这又是怎么回事？
可能性有两个，一是丈夫已向妻子坦白罪行，妻子为了包庇丈夫，故意把三块说成两块。二是野田瞒着妻子，买了另一块桌布送给奈津子。
前者虽然并非不可能，但多少有些反常。后者更加合情合理。夫妻俩一起去刺绣店买了两块桌布，妻子经历过以上事实，所以对此深信不疑，她没有对警察说谎。瞒着妻子买了另一块桌布的是丈夫。所以，他应该在没有妻子的陪同下，又去了一次刺绣店。
想确认事实，唯有询问那家刺绣店。总部根据野田妻子提供的布鲁塞尔包装袋知晓了那家店的名字，于是再次向大使馆发送电报，希望咨询相关事宜。购物的日期也已明确，是去年十月十六日。
与此同时，他们还秘密调查了野田保男案发当天的行动。一月十六日开始，野田便入住了大阪的酒店，案发时，也就是十七日下午五点到七点左右，他一直在食堂陪客户吃饭。野田的不在场证明相当充分。
野田并非直接的行凶者，但是，他与奈津子一定有关系。案发现场丢失的那块桌布如果是他送的，那么他与案件本身或许也存在某种联系。目前尚未发现野田与互济银行职员之间的关联，但或许，这条关系线就潜伏在调查之中。
此时，调查总部领导再一次提到了那名下午五点半左右出现在奈津子门口与她聊天的红发女子。但尚不明确该女子与案件的关联性。调查总部倾向于认为，这名女子只是想去奈津子店里工作，所以来找被害人商量，与案件本身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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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杂志的内容五花八门，以丰富的想象力描写了“诗人妈妈桑被杀”时拜访水沼奈津子、一见之下颇有酒吧女郎气质的“红发女子”。因警方也没有掌握清晰事实，所以作者能够天马行空、任意想象。但读完之后，那名红发女子留给读者的，也仅仅是一个“神秘”的影子。
野田保男顺手拿起一本写了奈津子被杀案的周刊杂志，开始阅读。所有周刊杂志对奈津子的诗人身份都表现出一种揶揄的态度。有的杂志甚至引用了诗集里的一小节，但那不过是为了调侃。
野田认为，引用的那一小节写得并不坏，甚至可以说极其浪漫，富有抒情性。只因作者是酒吧老板娘，所以无法得到公正的评价。再加上，奈津子的情人着实太多。周刊杂志往往喜欢将诗的浪漫性与她混乱的私生活联系起来。
奈津子丰富的情史暴露后，野田并没有多么觉得自己遭到了背叛，相反，他认为那都是生意上的身不由己，进而对她产生同情。然而，这种客观性之所以存在，也是源于周刊杂志没有将自己列入情夫名单（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大致能猜出来）的安心感。
但是，野田并没有完全从不安中解脱出来。警察没有再次上门，也没有传唤他，调查重心似乎远离了他的生活。然而，有一件事依旧让他放心不下，那块桌布。
宗子已将包装袋交给了刑警，所以警察应该会向布鲁塞尔的刺绣店核实桌布数量。警察虽然声称调查桌布是为了给另一起案件做参考，但显而易见，他们的目标是奈津子被杀一案。警察已经注意到了奈津子房间里那块产自国外的桌布。事实上，周刊杂志彩页上的桌布的确令人印象深刻。假如警察得知那是在日本买不到的桌布，自然而然会推测送这块桌布的人曾经去过比利时旅行，或许还会进一步调查这个人与奈津子的关系。如果发现桌布出现在奈津子家里的时间和这个男人从比利时回国的时间相吻合，便可以直接锁定送礼人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