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回忆父亲聂荣臻》第41章,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可是，由于各种原因，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们的原子弹爆炸了30多年之后，那些为国家做出过卓越贡献的科学家仍然鲜为人知，仍然默默无闻，我觉得应该到了让人们知道并记住这些无名英雄的时候了。把两弹一星的精神弘扬光大，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如果父亲活着，一定会支持这样做的。
有一天，我在参加一个活动时，碰到朱镕基总理，把自己的想法简单讲了一下。朱镕基认为有道理，可行。他当时很忙，就预定了一个时间，约我再去细谈。
不久，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约我和丁衡高一起去与朱总理面谈。听完我们的想法，朱镕基说：“我个人赞成，是好事。”他提出，让我们再和锦涛同志谈谈，因为他分管书记处工作。
三八妇女节那天，我在人民大会堂见到了胡锦涛，和他约定了谈话的时间。在他的办公室，听完我的具体想法后，胡锦涛也表示同意和支持，并且说：“你就以老同志的名义，给中央写一封建议书，由中央研究后实施。”
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那封建议书是由我、丁衡高、甘子玉、周均伦、陈克勤一起讨论后完成的。1999年5月4日，以我个人的名义，送给了朱镕基和胡锦涛。
信中说——镕基、锦涛同志：建国初期，经党中央和毛主席、周总理等决策、领导，由聂荣臻同志具体负责组织指挥，从1956年制订十二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到两弹（导弹、原子弹）一星（卫星）先后突破过关，这是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上辉煌的篇章和中华民族历史上引以自豪的伟大成就……两弹一星的突破，标志着我国从技术落后状况，达到接近当时国际上相应的先进技术水平（位于美苏英法之后）。围绕两弹一星这几个重点，通过“任务带学科”的途径，自主研究，并从科学研究起步，发展成为一批新兴的工业，包括核工业、航天和航空工业，以及与之相应的新型材料、电子、计算技术、仪器仪表和精密加工、遥测遥感和自动化、重型和特种设备等新技术工业部门。同时，也初步建立起从科研、工业试验、型号的现场试验到装备运行的科技体系，组成了一支高水平的相当强大的科技队伍，为我国的现代化，特别是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投入的时间和财力、物力来说，我们也比美、苏、英、法等发达国家快得多，省得多。至于两弹一星对鼓舞我国人民的志气和信心，增强海外炎黄子孙对祖国的凝聚力，特别是对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加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力量，这是人所共知的。在国外封锁，国内经济困难的条件下，我国科学家、技术人员、工人和解放军，排除万难，奋力拼搏，争取两弹一星的成功突破，这种精神，对于今天我们实施科教兴国方针，争取在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更具有重要的鼓舞作用和现实意义。
我还在信中说，由于历史（尤其是保密）的原因，对研制两弹一星的有功人员，只在内部奖励过，从未公开。到现在时间已经过去30多年，美国还有人在诬蔑我们的核弹和火箭技术，是从他们那里偷来的！现在该是还历史以真实、让事实来说话的时候了。
中央书记处召集有关部门认真讨论后，确定了受奖人员名单，1999年9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做出了《关于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决定》。
当天下午，表彰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几乎全部到会，出席大会的有科技人员的代表和各大单位的代表，共1万余人。
会议由委员长李鹏主持，朱镕基总理宣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章”的决定：授予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樨、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追授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永远记住那光荣的历史足印(2)
丁衡高代表中央专委办公室介绍了两弹一星研制经过和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江泽民给科学家们授勋后，发表了重要讲话。他高度评价了“两弹一星”工作的伟大成就，全面总结了“两弹一星”的成功经验：第一，坚持党的统一领导，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第二，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第三，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第四，坚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第五，坚持科学管理，始终抓住质量和效益。
江泽民精辟阐述了“两弹一星”的伟大精神，这就是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的“两弹一星”精神。
江泽民充满深情地说：“我们要永远记住那火热的战斗岁月，永远记住那光荣的历史足印：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日，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这是中国人民在攀登现代科技高峰的征途中创造的非凡的人间奇迹。”
坐在人民大会堂，此情此景，使我的心情十分激动，抚今追昔，感慨万千。
的确，我们应该永远记住“两弹一星”的伟大事业，这是新中国建设成就的重要象征，是中华民族的荣耀和骄傲，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勇攀科技高峰的空前壮举；我们应该永远记住研制“两弹一星”的伟大精神，这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生动体现，是中国人民在二十世纪为中华民族创造的新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应该记住研制“两弹一星”的伟大队伍，他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受表彰的23位科技专家只是他们的杰出代表，辉煌和荣誉同样属于千千万万的无名英雄，正是他们年复一年的埋头苦干，铸造了属于祖国也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无上光荣。
在那激动人心的时刻，我又一次想起了父亲。我仿佛看见，父亲就在我们中间，正和我们一起进行着新的伟大攀登……
山高水长 后记
后记
父亲逝世后，许多同志热情地鼓励我，要求我讲讲有关父亲的故事。
我却迟迟没有动笔。我一岁多离开父亲，十六岁才回到父亲身边；后来又去苏联学习，回国后到国防科技战线工作。几十年中，与父亲聚少离多。我担心自己对父亲了解不够、理解不够，有负同志们的期望和重托。
父亲离开我们十几年了，我总觉得父亲并没有离去，他仍然和我们在一起。当我来到国防科研试验基地，当我来到科研院所，当我来到晋察冀革命老区，当我来到故乡重庆江津，从科技战线老一辈领导者、科学家的回忆中，从广大指战员的怀念中，从老区乡亲们的讲述中，从故乡父老的思念中，总能听到父亲那么多的事迹，总能听到人们那么亲切地说起“聂帅”、“聂总”……
记得父亲逝世前对我说：“你的童年受了许多磨难，你能有今天，完全是由于党对你的教育和培养。你的成长历史应该写下来，很有意义。同时我也非常感谢你的母亲，没有你母亲，就没有我们全家今天的团圆。你要好好照顾母亲啊！”
三年后的1995年，母亲也逝世了。
在绵绵不断的缅怀和思念中，我终于下定决心，讲讲父亲的故事。
这是我的心愿，更是我的责任。
作为女儿，他是我亲爱的爸爸；作为军人，他是我敬爱的元帅；作为科技工作者，他是我尊敬的领导者。父亲不仅仅属于我自己，他属于我们伟大的祖国，属于那个伟大的时代，属于那一段轰轰烈烈的历史，属于我们广大的科技工作者和部队官兵。
于是，从2002年寻访晋察冀老区开始，我着手对父亲的经历和故事进行全面收集和整理。
是回忆，是怀念，是寻找，是发现，在一次次的采访、座谈中，在一次次的阅读、思考中，父亲的足迹越来越清晰，父亲的形象越来越亲切。
我想说，父亲是一座山，无论从哪个角度走近，都能发现美好的风景；我想说，父亲是一本书，无论从哪一页阅读，都能受到启迪和激励；我想说，父亲是一双明澈的眼睛，无论走多远的路，他都在深情地注视着你、祝福着你；我更想说，父亲就是父亲。他是一个厚道的人、高尚的人……
如果我的这些感受能够传达给读者朋友们，那将是我极大的欣慰。
谨以此书献给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中国航天事业创建50周年，献给我的父亲诞辰110周年、母亲诞辰100周年。
父亲的一生波澜壮阔、丰富多彩，我在这本书中讲的只是自己经历和后来了解的故事。限于篇幅，还有许多事情未能一一详述，难免有不足之处，衷心希望前辈、同志和读者批评指正。
感谢李继耐、陈炳德和迟万春同志对于我写作本书的热情鼓励；感谢总装备部政治部和北京军区政治部的领导同志给予的积极支持；感谢我的爱人丁衡高同志，他对本书的写作一直热情支持，全力帮助；感谢原聂帅办公室、聂帅传记组工作人员周均伦、陈克勤、王红云同志，他们帮助我搜集、整理了大量资料；感谢父亲的老秘书范济生、刘长明、甘子玉同志，和聂勋材、周继强等同志，他们认真审稿，核实史实，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感谢总装备部宣传部有关同志和常红同志，他们积极协调、联络，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感谢作家彭继超、陶纯同志，为资料和文字的整理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协助我完成了本书的写作；感谢所有为本书的写作给予支持和帮助的同志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