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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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话传到西昌，令在场的人受到很大鼓舞。
父亲去世后，刘华清有个座谈讲话，他讲道：“每到他家去汇报请示工作，他都很热情，谈完工作，常留我吃饭，使人感动。特别是我到军委工作以后，他虽然退休了，但仍时刻关心党、国家和军队的大事，关心国际国内形势。过上几个月，我总要到他家去谈谈。他也提出他的看法。他很重视国家和军队的建设，重视保持军队的光荣传统和保卫好国家安全，他讲了很多很好的意见，使我们很受启发很受教育。这么老的一位元帅，时刻关心国家、军队的大事，鼓励我们更好地工作，确实对我帮助很大。”
刘华清还回忆说：“在海湾战争紧急时期，老帅身体已经不太好了，但他仍忧国忧民，关心国家安全，一周之内找我谈了四次，还找迟浩田以及北京军区的领导同志谈了几次，希望我们转告江泽民、李鹏、杨尚昆同志，提醒大家要保持高度的警惕，保卫我国的安全，不要疏忽大意。那时聂帅已是92岁高龄的人了……”
自从六十年代初我和老丁结婚后，因为是家里惟一的孩子，我们一直和父母住一块。父亲行动不便后，只要我和老丁一进家门，他总要问长问短，问来问去总是离不开科技工作。尤其是有重大任务，比如卫星发射、新型火箭试验、新武器试验等等，他更是备加关心。成功了，他比你还高兴，不顺利乃至失败了，有时他也有心烦的流露，但更多的是讲鼓励的话。
在父亲生命的最后几年，因为医生有交待，要想法让他安静，不能再让他操心，不让他劳思费神受刺激，所以我们有些事情尽量瞒着他。江泽民等中央首长来看他时，也都指示我们：不要让老帅再为国事操劳，你们要学会报喜不报忧，要老人家心情愉快，健康长寿。
可是，当他发现我们有些事情瞒着不说，他就生气了。有一次发牢骚说：“不错，我们是‘圣贤’（剩闲的谐音，意思是剩下的闲人）之人了。”又有一次，他对丁衡高发火，说：“不错，我们是废物了……废物还可以利用嘛。”他的意思是，他虽然年纪大了，干不了什么了，但还可以帮着出点主意。
所以，他在许多场合表示：“我下来了，不管事了，但不能不关心事啊，尤其是科技方面的事。”
面对这样的老人，有时我们既心疼他，又感到很为难。
在他去世前的两个月，1992年的3月，我们要为澳大利亚发射同步卫星的事，他早早就知道了，而且也知道这次“打澳星”非同寻常。虽然这不是我国第一次发射外星，但这次的重要性在于我们用的是新型大推力火箭——“长征二号”捆绑式火箭，这种火箭如果发射成功，将来发射宇宙飞船也将采用它，所以对国际国内影响都很大，非常重要，中央也非常重视。
父亲具有灵敏的嗅觉，你想瞒着他，根本不可能。2月中旬，某家报纸上登载了一篇打澳星的报道，牵挂这事的父亲让秘书念给他听，其中特别讲到我们如何认真准备，虽不能说万无一失，但也是非常有把握。他听了，心情才稍安些。等到即将发射那几天，他的病情已经明显加重，心力衰竭相当严重，但他每天仍要询问有关澳星发射的情况。
真拿他没办法。都这个时候了，他还不想好好休息，还在操心。你见过这样的老人吗？
然而，澳星发射失败了。
这消息能不能告诉他？我们和医生都很为难，就怕这个不好的消息会使他的病情加重。想瞒着他，但又没法瞒住，他天天问情况，报纸、电台、电视等媒体也会公布。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们商量还是婉转地告诉了他。
他躺在躺椅上，一听到这个不好的消息，似乎觉得很突然，马上就说：报纸上不是讲，准备得很充分吗？在场的人无言以对，只好说，现在具体情况还没弄清，等有进一步的情况再随时报您。又安慰说，您不要着急，我们科技人员的技术水平和作风都是过硬的，都是您培养出来的，如果有什么问题，会很快处理好的。
他听后，没再说什么。
第二天早晨醒来，他就问有无新情况。秘书告诉他，已连夜将澳方卫星安全地拆卸下来，交外方保存，我们将继续分解检查。他若有所思地说：“是啊，哪能保证每次发射都百分之百成功？正像没有常胜将军一样，我们过去发射和试验都有过失败的教训，只是由于严格要求，才把失败降到最低限度。”
操不完的心(6)
很快，澳星发射失败的原因找到了，我们把原因告诉他，他点点头，说：“找到了原因就好。”
直到他逝世前的几天，他还在问有关情况。
他关心载人航天，关心南极考察。我们告诉他，这两件事情中央同意了，他欣慰地笑一笑。在阳光下，我感觉他的笑容特别纯真。
我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总是为别人操心，为国家的事情操心。他是习惯了，想改也改不了。
有句话他时常挂在嘴边：“居安不能不思危，闻之不能不过问啊！”
行将归去，别情依依(1)
1990年10月15日，86岁高龄的邓小平来了，来看望他的“老兄”。小平叔叔上前，与坐在轮椅上的父亲握一下手，亲热地打着招呼。老哥俩坐得很近，二人互相凝望着，目光里都流露出绵绵的关爱和问候。
小平叔叔说：“过了90，就是胜利。”
这时父亲眼看就满91了。
于是，父亲微微一笑，说：“那就算是胜利喽！”
话落，他们发出会意的笑声，那无拘无束的样子，像一对调皮的孩童。
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结果，他们就像约好了似的，父亲活了93岁。小平叔叔也活了93岁。按小平叔叔的观点，他们老哥俩都是“胜利者”。
晚年的父亲，经常沉浸在对老战友的怀念与回忆中。
大约是1977年的5月上旬，任弼时叔叔的儿子任远远来到我家，说要送给聂伯伯一件礼物。我带他来到父亲的办公室兼会客室，远远拿出他亲手制作的礼物——一个台灯，递给父亲。上面写着两行字：“为革命的先锋、英雄、功臣——敬爱的聂荣臻元帅制。你的战士任远远。”
父亲很高兴地接过这个台灯，夸奖了远远几句。他告诉远远，同时也告诉我，1936年10月，任弼时和贺龙率红二方面军到达陕北后，任叔叔曾送给他一台照相机，那时候父亲特别喜欢拍照，他拿着任叔叔送的相机，拍了不少照片，他于1937年6月拍下的一张红一军团帮助群众夏收的照片，解放后被军事博物馆收藏了，他曾在那张照片背后写下过一段话：“我们是人民的红军，准备一切牺牲，为着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而斗争！我们是工农的儿子，应该随时随地给工农劳苦群众以实际的利益和帮助。”
远远制作的这个台灯很粗糙，但当时谁也没想到，父亲会一直使用到去世。他用了整整15年。他去世的那天晚上，不少中央领导来到他的卧室，有人注意到了这个手工制作的小台灯。也许父亲出于艰苦朴素的原因，一直不愿换新的，但是，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原因。买个新台灯需要不了多少钱。父亲主要是出于对老战友任弼时深深的怀念之情，这才是他的本意。父亲说过，任弼时叔叔去世的时候，才46岁，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去世的高级领导人，还说他很有才华，很有智慧，对党无比忠诚，死这么早太可惜了，可以说没享过一天福，他非常怀念他。
在父亲的晚年，随着老战友一个一个过世，他一次次地沉浸在悲痛的漩涡里。
1986年秋天，刘伯承元帅到了弥留之际。父亲心情沉重，前去看望他。八一南昌起义时，父亲就和刘伯伯有过合作，他们两个四川老乡很谈得来，刘伯伯精深的军事造诣令父亲钦佩，刘伯伯宽厚的兄长风度，更是给父亲留下了终生不忘的印象。在白色恐怖的上海，他们一起战斗，长征途中，他们一起过乌江，一起过彝族区，一起指挥17勇士强渡大渡河，雨中一起登上泸定桥，都成为他们一生中光彩夺目的瞬间。
建国前后，父亲在总参，刘伯伯在大西南，不久又到南京办军事学院，他来北京时，有时就住我家。我家后面有一个古建筑，名为“吉安所”，据考证，是明代司礼监办公的地方，到了清代，嫔妃死后，用于停灵治丧。解放后，父亲任代总长时，他的办公室主任安东就在里面办公，刘伯伯来京，也在那里面住过。
吉安所冬暖夏凉，适宜居住。由于它历史悠久，比较独特，还曾闹过笑话。有一年杨尚昆的夫人李伯钊看上了这个地方，带着个女秘书来这儿写作。白天她写作，晚上回家住，女秘书晚上留住。几天后，当那位年轻女秘书得知吉安所是个什么地方后，脸都吓白了，说是难怪晚上老觉得有响声，搞不好就是闹鬼。吓得她再也不敢住里面了。
刘伯伯他们却不怕这个。父亲的老秘书范济生对我说，这些老帅打了一辈子仗，什么样的死人没见过，还怕这个？有一次，刘伯伯住这里，晚饭后，父亲和他以及安东、范济生等人在吉安所廊沿下聊天，刘伯伯讲到，1948年淮海战役之前，有天晚上宿营，天很晚了，他带几个参谋和警卫员睡在一个村里，第二天天亮，听老百姓反映说当兵的抢东西，他一听就冒火，赶去处理，过去一看，傻眼了，原来是国民党兵在抢老百姓的东西，原来夜里他们和国民党兵睡在一个村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