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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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事业在中国发展较晚，1982年中国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才成立。有一天，父亲从保健医生那儿看到一本新创刊的《中国老年》杂志，引起他的注意。当他得知该杂志很希望得到他的支持时，他便高兴地写了一封信，祝贺《中国老年》的创刊与发行，希望“把老龄问题提到战略高度，加强领导，统筹规划，做好这项工作”。
老龄委正想找到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领导出来支持他们的工作，见父亲“自投罗网”，高兴坏了，因此极力报请国务院，聘任父亲为全国老龄委的名誉主任。父亲慨然应允。1984年4月，国务院下发了聘任书。
老龄问题是个很突出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在中国，人口基数大，老年人比例逐年上升，而且百分之八十生活在农村，他们几乎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父亲认为，必须妥善解决老年人的各种问题，才能真正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为此，他先后14次致信或题词，予以支持和指导，并两次会见老龄委的领导同志，探讨老龄工作的情况和问题。
父亲担任了6年的名誉主任。直到1990年3月12日，他约见陈丕显，提出自己实在年迈体衰，不能再担任这一职务了，恳请陈丕显继任此职。4月27日，国务院批准父亲的请求，并任命陈丕显担任该职。
虽然辞掉了这一职务，但父亲仍然关心老龄事业。1992年3月，也就是他去世之前的两个月，已经病情危重的他，得知《中国老年》要搞创刊100期纪念，不顾医生的劝阻，硬是让秘书代写一封贺信，并经他推敲后，才同意发走。
父亲一辈子钟情于科学事业，在他的晚年，他依然痴迷于此。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我国经济、科技、教育的全面发展，为了调动广大群众发明创造的积极性，在中国科学院院士、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的武衡等人的热心组织下，1985年10月，由包括钱学森、王大珩、金善宝等几十位院士（当时叫学部委员）和胡锦涛、王兆国、倪志福等关心群众性发明创造活动的领导同志发起，成立了中国发明协会。父亲获悉后，立即给予了热情的支持。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父亲担任国家科委主任时，就在科委设立了“发明局”，主管全国发明创造工作，他对组织群众性的发明创造活动一直大力支持。因此当武衡向他汇报，并请他担任名誉会长时，他当场欣然允诺。
1985年10月16日，中国发明协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成立大会，父亲向大会发去贺电。贺电中说：“这是促进科技工作发展的又一条重要途径”，相信协会将“使群众性的发明创造活动蓬勃发展，硕果累累”。他祝同志们“团结奋斗，再展宏图”。据国家专利局原副局长、中国发明协会副董事长明廷华回忆，父亲的贺电宣读完毕后，会场上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明廷华从中感受到父亲在科技界的威望和影响。
操不完的心(2)
1987年，第三届全国发明展览会在长春市开幕后，反响空前强烈。消息传来，父亲备感欣慰，他说：“这次展览会，是在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举办的，这是全国发明家对十三大的献礼，小平同志曾多次指出科学技术工作在四化建设中的战略意义，号召全党抓科学技术。”他勉励大家：“鼓足干劲，再接再厉，把发明创造的群众活动更有力地向前推进。”
据武衡回忆，父亲虽然已是久卧病榻，但他一直关心、询问发明协会的工作情况，每次听到发明协会取得的新成绩，新进展，总是由衷地高兴，喜形于色。一次，有一位青年发明家，请武衡代送一套他发明的煮茶的炊具给他们的名誉会长，父亲在轮椅上拿起来看看，连说：“很好很好，谢谢他，告诉他以更多的发明贡献给祖国，为劳动人民服务。”
武衡后来感叹道：“这就是一位革命老人对青年人的最真挚的爱和最殷切的希望。”
如今的中国发明协会早已是一家在海内外发明界有一定影响力的民间组织。如今的发明证书上，“发明证书”四个大字仍然沿用毛主席的墨迹，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由父亲出面请毛主席专门题写的。
父亲非常关心编写红军史的工作。88岁那年，他得知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五六十年代相继编写的战史的基础上，又组成了战史编委会，重新修订战史，而涌现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和8个元帅的红一方面军，却一直没有编史，他认为红一方面军的军史也应该及早编写。1987年11月9日，父亲写信给杨尚昆，建议“趁许多老同志还健在，把红一方面军的军史写出来”。3天后，军委同意父亲的建议，并批准组成以杨得志为主任，王平、杨成武为副主任的编审委员会。1991年5月，92岁的父亲又在家中与编委会的全体同志见面，老战友们见面，格外高兴，父亲对孙毅说：“胡子，好久没见面了。”孙毅忙向父亲敬个礼，说：“老总，我们都非常想念您，祝您长寿啊！”
那天，父亲对他的一群老部下、老战友说：“你们辛苦了！红一方面军的军史就要面世了，是你们和编写同志的功劳，谢谢大家！”
父亲欣然同意为红一方面军史作序言。
巧合的是，一年后的5月14日，也就是父亲去世的那天上午，编委会开会，最终审定了红一方面军史。
父亲强烈地思念故乡江津。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怀乡之情更加浓烈。自从20岁离开家乡之后，父亲只在五十年代中期回去过一次，以后再也没能成行。他非常惋惜地说：“看来再回家乡的愿望是不能实现了，真是终身遗憾。”
解放之前，父亲完全和老家失去联系。白色恐怖下，故乡曾一度谣传他已经牺牲。解放之初，到了北京后，老家开始不断有人来找他，他总是兴致勃勃地打听老家的情况，而且慷慨解囊，资助乡亲。据父亲的同乡聂汉荣回忆，1951年底他从北京返回四川时，母亲拿出70万元（合人民币70元）给他作路费。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而这些钱都是母亲平时节省下来的。
思乡，成为父亲晚年的一大心事，因此，每逢家乡来人，不管多忙，不管身体状况是否允许，他总是愿意见一见。见到来人，又总会引起他的遐思。父亲的表侄杨辉宗回忆说，1986年1月，他和江津县的领导来到家里，坐在轮椅上的父亲见到来人，高兴极了，挥动着双手表示欢迎，说：“有意思，有亲戚来了！”他用亲切的目光注视着来人，不顾医生不让多说话的交待，提起家乡就滔滔不绝，对杨辉宗说：“我比你妈只大四岁，你看我现在腿不能动了，几十年没有回家乡了，真是想念啊！”
每逢家乡来人，他就请人家介绍情况，家乡建设的好坏，牵动着他的神经。听到来自家乡的好消息时，他比谁都高兴；听到不好的消息时，他就心情沉重，郁闷不安。
出于这种感情，但凡家乡有人找他题词，他有求必应，他给家乡的题词，我没细算过，至少有十多个。最能代表他心情的一个题词是：“江津是个好地方！”还有，父亲非常关心自己的母校江津一中，我记得他给母校的师生写过一封信，情真意切，充满期待和鼓励，那封信教育、感动着一批批故乡的学子。
父亲关心江津的特产花椒、脐橙、米花糖等名优产品，就怕这些产品质量出问题。江津成立了柑橘研究所，他很高兴，告诉当地领导，现在不仅我们国内已有研究改良的品种，就是日本、美国也在积极研究，如果我们停滞不前，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被淘汰出国内外的柑橘市场，这是很危险的。
有一次，父亲因病在301住院，家乡来人给他送去一点广柑，他高兴得很，拿在手里对医护人员介绍说：“这是我家乡的广柑，你们看多好啊！”
操不完的心(3)
他喜欢川剧，认为川剧很有特色，唱腔和表演都很优美，对川剧的一些老演员，名字他都熟悉，经常过问他们的情况。那时还没有VCD，省里来人给他捎来几盘川剧的录像带，他看了很高兴，还请工作人员看，并问他们好看吗？如果有人说不好看，他就半开玩笑说：“明天再看，多看几次你们就觉得好看了。”
红军渡的老船工有些还健在，但有的生活困难的事情让他知道了，他对省、市的领导说：“长征期间，老百姓在那样艰苦的情况下帮助我们，为革命做出了贡献，现在他们老了，生活上困难，一定要帮助解决。”后来省里落实了资金，他才放下了心，说：“凡是对革命做过贡献的人，我们都不应该忘记，如果有困难，我们就要帮助。”
家乡断不了有些亲戚朋友写信甚至跑到北京来，要求解决这样那样的问题，父亲对这些事既非常关心，又严格要求，他总是提醒工作人员和省、市领导，一定要按政策办，我们是共产党，不能徇私情。
八十年代，父亲旧居的老房子年久失修，成了危房，当时的江津县几次提出修复意见，父亲都没同意，他怕浪费公家的钱财。后来旧居快要垮塌了，不保护不行了，他三番五次告诫省里和县里的领导：“你们一定要把好关，不要劳民伤财，造成不好影响。这方面的事，中央有规定，要严格按规定办。”母亲也对当地领导再三交待：“尽量少花钱，按中央的要求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