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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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对学术上造诣高深，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杰出高级专家，经国务院批准，可以暂缓离退休，继续从事研究著述工作。延长离退休年龄的高级专家，其原担任的行政领导或管理职务应当免去，特殊情况经批准的除外。符合规定情况的，退休费可以适当提高。
国务院的这一规定，基本上满足了老专家的意愿，也让父亲感到安心了。
那段时间，父亲帮助不少科技人员解决了实际困难，以至有些事，他做过了，时间稍长就淡忘了。但是，那些得到过父亲帮助的科学家，却一直难以忘怀。1984年春节前夕，周培源、周光召等科学家来家里看望他。坐下后，周光召拿出几个猕猴桃给父亲看，说：“植物研究所的研究员李钰，您还记得吗？”
父亲摇摇头。周光召说：“在您的支持下，李钰解决了猕猴桃的保鲜问题。”
父亲仍是一下子想不起来。周光召又说：“李钰同志很感激您，特意托带几个经过保鲜的猕猴桃给您看看。”
父亲端详着仍很新鲜的猕猴桃，似乎记起来了，忙说：“那就请他再把荔枝的保鲜问题也解决了吧！我支持他的研究，有什么困难还可以找我。”
八十年代初，几位优秀的中年科学家相继早逝，曾经轰动一时。像长春光机所的副研究员蒋筑英、航天部的工程师罗健夫，国家气象局气象学专家雷雨顺等，他们的英年早逝，是我国科技界的重要损失。父亲为此感到十分痛心，他说：“我们应当从这些中年知识分子的早逝得到教训，我们各级党政机关的领导同志，是不是没有做到应该做到的一切，就是没有更好地关心爱护他们呢？”
1984年国庆前夕，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来看望父亲，父亲问华罗庚身体如何，并关切地说：“70岁的人了，要多保重啊！”谁知仅仅一年之后，华罗庚竟去世了！父亲闻讯，即给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致函，请转达他的深切哀悼之情，信中说：“华罗庚同志一生勤奋不倦，奋斗不息，即使在受到严重挫折、屈辱时，其为学术、为祖国的赤诚之心丝毫未减。”后来，华罗庚家乡金坛县写信来，请父亲为他们纪念华罗庚题词，父亲当即命笔，以慰藉群众对科学家的思念。
那些为“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更是时常牵挂着父亲的心。1986年，杰出的核科学家邓稼先患了不治之症。87岁的父亲知道后，深感惋惜和焦虑，通过我不断地进行问候。我几次去医院看望他。邓稼先弥留之际，父亲又派周均伦秘书连夜去301医院，代表他转达对邓稼先及其亲属的问候。
永远的牵挂(3)
当时癌痛已经把这位大科学家折磨得昏迷过去，他的夫人是许德珩先生的女儿许鹿希，周均伦对守在病床前的许鹿希说：“聂帅讲，邓稼先同志对我国的原子能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听说他病重，派我代表他连夜来探望，希望他能转危为安。”
许鹿希握住周均伦的手说：“请转告聂荣臻元帅，我们一家谢谢他老人家。稼先讲过多次，他永远铭记聂帅对他的关怀和帮助。他工作中取得的成绩，是因为有聂帅的好领导。谢谢聂荣臻元帅，谢谢聂荣臻元帅。”
1988年12月5日，是我国杰出的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之一的郭永怀逝世20周年。郭永怀早年留学美国，1956年响应祖国号召回国效力，1960年经中央批准调进核武器研究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他是有功之臣。不幸的是，1968年在“文革”的混乱中，他于飞机失事中罹难。那时父亲成为“二月逆流”反党成员，正遭受猛烈批判，但他仍然为郭永怀的不幸去世深感痛惜。后来又多次向我们谈起英年早逝的郭永怀，为他，也为我国的力学事业感到惋惜。郭永怀逝世20周年的日子，父亲题词纪念，缅怀郭永怀为我国空间技术和核武器研制做出的重要贡献。
北戴河是著名的避暑胜地。周恩来、邓小平都曾念叨过，要给科学家们创造条件，让他们也有个休息避暑的机会，每年不能只有领导同志来这里。父亲生前也是多次关心、牵挂这件事，他希望有朝一日，把国防科委系统的专家，以及边疆基地和基层的同志分批请来，让他们都体验一下北戴河的美好风光，下到海里游游泳。遗憾的是，父亲生前，这个愿望没能全部实现。
1993年，父亲去世一年之后，母亲到北戴河度夏，当她听说海边有一片刚建成的房子时，动开了心思。她和我商量，能不能请国防科工委把这批房子买下来，办个疗养院，好让基地、基层的同志有个疗养休息的地方。我当然赞同。但是去找当地政府联系时，才知道当地政府已经决定将这片房子卖给北京的一家大单位。母亲听说后，不想罢休。她说，基地、基层的同志太辛苦了，应该给他们创造个机会，到海边来看看，你爸爸生前多次谈起过这件事，但因为以前没有条件，没能办成，这回一定得试一试。
母亲让我陪她去找北戴河区的区长阎树德做工作。阎区长听了母亲的讲述，当即改变原来的决定，把这批房子全部卖给国防科工委。就这样，国防科工委在北戴河有了自己的疗养院。
1995年，也就是母亲去世那年，疗养院建好了。从当年开始，盛夏季节，每年都有大约3000名来自基地的科技人员和基层的干部职工及其家属来这里度夏。1998年，国防科工委改为总装备部之后，这个传统一直保持了下来。
2006年夏天，我在北戴河见到了一批批来自基地、基层的科技人员和他们的家属子女。疗养院的宋新明院长告诉我，10年来，已经有大约3万人来这里疗养，他们中很多是从边疆，从戈壁滩上，从艰苦的地方来这里的，虽然每一批次的时间只有10天，但他们尽力安排，让远道而来的客人休息好，游览好，留下个美好的记忆。
值得一提的是，总装备部机关的同志却没有来疗养的份儿，他们把机会全让给基层的同志。有人对我说，像这样完全面向基层的疗养院，真是太难得了！
站在海边，沐浴着凉爽的海风，望着在海水里尽情搏击和嬉闹的总装各系统的疗养人员，我的眼前不由自主地闪现出父亲当年在海水里游泳的身影，还有母亲为了建这个疗养院而奔走的情景。大海的涛声，浪花的响声，人们的欢笑声，仿佛都在告诉父亲母亲：两位老人家的愿望，早就实现了，你们放心吧……
想到他们对科技人员的那份永远的牵挂，想到他们对知识分子的那份不舍的感情，我的眼里渐渐蒙上了一层泪光……
山高水长 晚霞别样红
“你的回忆录我看了三遍。”(1)
写回忆录，是父亲晚年做的又一件重要事情。
1980年3月5日，著名作家魏巍来家里见我父亲，说中央军委已经决定，组织班子，编写各位老帅的传记。父亲传记的编写任务交给了北京军区。军区很重视，确定由他牵头，成立传记编写组。
父亲当即谦虚地表示，自己没什么好写的。魏巍再三说，这是组织上交待的任务。父亲说，他考虑一下再说。
父亲反复思考后，决定先不写传记，因为为他写传，而要他本人谈情况，这不好谈。他说：还是搞回忆录好，搞回忆录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比较灵活，文责自负，我自己对历史负责。我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国革命，应该把看到的想到的历史经验教训写出来，供后人参考，这是我应尽的历史责任。
从此以后，两年多的时间内，父亲近百次找写作组的同志谈话，他一次次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似乎又回到了那远去的岁月，他激动、兴奋、赞叹、惋惜、痛恨、遗憾……各种情绪交织出现。那时节，他的身体状况已经很不好了，医生和我们建议每次谈话不超过一小时，但话题一打开，父亲就很兴奋，实际上每次都刹不住车，有几次甚至一气谈上两个多小时。
1981年11月初，父亲因病住进301医院，前后4个多月。那次他的病情十分危险，中央领导纷纷来医院探望。父亲做事历来讲要善始善终，决定了的事情他轻易不会放弃，因此，重病中，他仍然念念不忘回忆录的整理，多次向秘书交待，哪些章节应该怎么写，怎么修改，并要他转告魏巍，一定请代笔的同志抓紧写。
病情危重的时候，他对秘书说：告诉魏巍同志，万一我的病治不好，现有的初稿还很不成熟，可以作为资料，提供给别的同志研究党和军队历史时参考。
也就是说，父亲不愿意把不成熟、不准确的东西拿去出版，他要对历史负责。
还好，在301医院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护理下，他从死亡线上闯了过来，身体又一点点恢复了。于是，继续进行回忆录的撰写工作。他多次对写作组的同志讲：“写回忆录，一要实事求是，二要注意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还说：“我们写回忆录不要单纯讲事情经过，更不要借写回忆录吹嘘自己，而是要汲取有益的经验教训。”
初稿写成后，父亲非常认真地审查，每个章节至少看4遍。不实之处，尤其是对自己有所夸张的地方，坚决更正和删除。
那时，父亲的记忆力还很好，对事情的叙述详尽而准确，特别是对牺牲了的战友，他的记忆尤为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