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回忆父亲聂荣臻》第15章,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4)
父亲还是发现了问题，他对李合贵说：“你们的鸡品种不好，需要改良。”
回到邯郸住处，父亲就给北京打电话，说是自己掏腰包，让买200只名为来亨鸡和九斤黄的优良品种雏鸡，要快些送到何横城大队，送给乡亲们饲养，并说这种鸡比乡亲们喂养的土鸡成长快，产蛋多。
在京的周均伦秘书很快照办，把雏鸡运到了何横城。30多年后，有记者去采访周均伦，他仍然感慨地说：“从这件事上你们就可以看出，我们的聂帅太爱科学了，简直是痴迷科学，在那样的处境下，他还想着科学种田，科学养鸡。”
1973年，李合贵和他的儿子李明山参加了全国棉花会议，在中南海受到了中央首长的接见。周总理在会上说：“谁说北方地区不能粮棉双高产？何横城就能双高产！”
1974年“十大”期间，父亲将李合贵接到家中做客，说：“你们的经验好，了不起，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重视。这是你李合贵的光荣，你们全村的光荣！”
如今，何横城大队的老支部书记李合贵早已逝世，他的儿子李明山和乡亲们仍然念念不忘父亲来这里的情景。2002年我们到老区寻访时，我和寻访组的同志专程去了一趟何横城，乡亲们拉着我的手，给我讲父亲当年来这里的情景，让我感动不已。2004年11月，李明山来到我家，说是要向聂老帅报告村里的情况，他站到父亲的遗像前，双腿跪地连连磕了几个头，含着眼泪，把30多年来何横城的巨大变化讲给父亲听……
如果不是后来父亲得了皮肤病，他还会在邯郸待下去。这里虽然清苦，但远离喧嚣，他过得倒也自在。可是，1970年初，可能是由于水土不服的缘故，他全身起了严重的湿疹，夜里痒得睡不了觉，皮肤被抓破后，淌黄水，非常痛苦，睡不好觉又影响到他的心脏。从北京找了药送去，父亲用了也不见效。实在没有办法，他向周恩来报告了这一情况，周总理很快批准他回北京治疗，治好病再回去。
1970年的“五·一”节，父亲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关心地询问父亲的身体，父亲就讲了他的皮肤病。毛泽东说：“你不要出去了，就在北京吧，北京好治病，出去干什么。”
于是，父亲便结束了“疏散”——其实是“流放”的生活。
在这之前，母亲也结束了在吉林白城“五·七”干校的劳动生活，坐火车回北京。周均伦闻讯去火车站接她。她是坐慢车来的，周均伦按时赶到永定门火车站，旅客们乱哄哄下车，他却怎么也看不到我的母亲。他踮起脚尖打量，终于看到一个面熟的老年妇女，可是那人打扮太奇怪了，她戴了一顶解放帽，把头发塞到了帽子里面；穿了一件老棉袄，腰上紧紧地束着一根草绳子。周均伦后来说：“看来看去，哟，那真是张处长。”
当时他对母亲说：“你怎么这么个打扮呀。”
母亲说：“我去劳动，就得像一个战士的样子，我在那里就是这个样子。”
她晒黑了，变瘦了，但也结实了。
母亲回到家里，人们看到她的这副样子，也是一脸的惊奇。
危难之际情更浓(1)
1973年3月初的一天，冷落了许久的我家的门前，突然驶来了一辆车牌号陌生的吉姆牌小汽车。汽车停在我家的门前，司机下来敲门，值勤的警卫战士警惕地问：“你找谁？”
司机回答说：“请报告一下，邓……小平来看聂帅。”
警卫战士惊奇地问道：“哪个邓小平？”
司机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了，就说：“就是……那个邓小平啊。”
警卫战士道：“噢，是不是那个打倒的邓小平？”
司机为难地说：“就是。”
“请等一下。”警卫战士往里面打过电话，随即热情地打开大铁门，放汽车进来。小汽车刚驶进来停稳，我的父亲母亲就迎过来了。由于走得急，也许是太激动，他们步履有些踉跄，表情兴奋而急切。
车门打开了，从里面下来满面风霜的邓小平叔叔和卓琳阿姨。他们刚从江西的流放之地回来没几天，未及通报，就坐车来看望我的父母。自从1966年下半年邓叔叔遭到批判和软禁后，他们已经有5年没见面了。
父亲声音颤抖地说：“小平……”
邓叔叔也声音颤颤地说：“老兄……”
两双手猛地握到了一块。而此时，母亲和卓琳阿姨抱在一起，轻轻啜泣起来。父亲和邓叔叔久久地对望着，胸中有千言万语，却不知如何说起，他们只是长久地打量着对方，眼里都含着泪光……
家中的工作人员都目睹了这令人难忘的一幕，以至于30多年后，当时在我家当警卫员，后来给父亲当警卫参谋的杨何的仍然清晰地记得每一个细节。
父亲和邓叔叔的交往可以追溯到留法勤工俭学那时候，他俩差不多同时走上革命的道路，完成了世界观的改变，在周恩来伯伯领导下，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他们三人在海外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他们相继回国，父亲继续在周伯伯领导下工作，邓叔叔虽然年纪轻些，却能够深得中央信任，被派往遥远的广西，发动武装起义。1929年夏天，邓叔叔去广西之前，路过香港，父亲曾经请他吃饭，向他介绍广西的情况。不久，百色起义的枪声，让他的名字传遍党内。
邓叔叔私下里叫我的父亲“老兄”，父亲叫他“小平”，这个称呼他们一辈子都没变。
1992年，父亲去世后，邓小平叔叔的女儿毛毛写了一篇情真意切的纪念文章，名为《聂荣臻伯伯永远活在我们心间》，这篇文章感情真挚，我至今难以忘怀，故在此摘录其中的一部分。毛毛写道——在经历了风风雨雨、坎坷不平的革命历程后，1935年6、7月间，他们又走到一起了。
在长征过草地前，在毛儿盖，父亲从中央秘书长任上调到红一军团任宣传部长，而红一军团的政治委员就是聂荣臻。
从这时开始，直到抗日战争爆发父亲调到总政治部任副主任的两年间，父亲和聂伯伯一直战斗在一起，工作在一起。
那是在西安事变发生前，父亲在甘肃庆阳得了非常严重的伤寒，昏迷不醒，什么东西也不能吃，生命十分危险。正好此时张学良将军和共产党搞统战，派人送来两车慰问品，其中有一些罐装牛奶。
聂伯伯当即决定：所有的牛奶全给小平。
正是靠了这些牛奶，才救了父亲的命。
……
1952年，我们家随父亲从四川迁往北京。说来也巧，正好住在聂伯伯家的隔壁。
那是在景山的东北角上，一条小胡同里，一道不高的围墙，把我们隔成两家。墙上有一个小木门，打开门，两家就成了一家。
父亲和聂伯伯，两个四川老乡，两个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两个国务院副总理，两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两个亲如兄弟的革命老战友，住在一起，来往更加频繁了。
晚上，饭后，只要有时间，聂伯伯、张妈妈，总要和我们的父母亲一起去散步。在北海公园那湖光塔影之畔，在景山公园那苍郁翠绿之中，留下了多少他们那轻松的脚步，留下了多少他们那欢快的笑声。我和我的弟弟飞飞，才上幼儿园，下学后，从来是问都不用问，开门就钻进聂伯伯家的院子，去爬假山，去钻山洞，去摘藤萝架上长满了的长豆角。
聂伯伯和张妈妈只有一个女儿——丽丽姐姐，家里没我们这样的小不点儿，因此，他们很喜欢我和飞飞。只要我们一去，张妈妈就又是拿糖，又是拿水果。在我们心里，从小，就把聂伯伯和张妈妈看成和我们自己的爸爸妈妈一个样儿。
1957年，我们搬家了。但是，爸爸和聂伯伯之间的亲密友谊依然如故。爸爸常常会带着我们全家人一起去聂伯伯家吃四川小吃——豆花。爸爸说，聂伯伯家的豆花最地道。因此，我们从来也不见外，隔一个时候，就自动提出“打一次秋风”。聂伯伯家平时人少清净，我们家一去就会热闹一场，每逢此时，张妈妈总是忙东忙西，而聂伯伯却总是看着我们这乱哄哄的一大家子人，斯文而满意地微笑。
危难之际情更浓(2)
啊，那是哪一年？丽丽姐姐结婚了，生了一个又小又乖的小女儿，取名菲菲。在北戴河，爸爸妈妈带着我们去聂伯伯家玩，大家围着襁褓中的小菲菲一个劲儿地看，聂伯伯和我的父亲，两个爷爷，看着这第一个小孙辈，开心地、慈祥地笑了，笑中透露着那种当爷爷的心满意足。
一个春秋过去了，又是一个春秋。时光流逝，岁月如梭。转眼之间，六十年代过去了；转眼之间……
文化大革命初期，邓小平和刘少奇一起被打倒，父亲深感忧虑。如果说他对刘少奇了解不够，不便发表意见，那么他对邓小平，是非常了解的，他一时难以接受中央对邓小平的处理结果。
1966年10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批判“刘、邓”，军队两位领导干部写了批判邓小平的发言稿。他们分别把发言稿送请父亲审查，父亲看后对这两位领导干部说了意思大体相同的话：“我没法表态，你们的调子太高，与事实不符。对小平同志我非常熟悉，你们对他的批判，这样上纲，我不能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