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回忆父亲聂荣臻》第11章,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林彪、“四人帮”一伙想凭这句话打倒我的父亲，一时还办不到。
但他们并不死心，一次次找借口。有很多受蒙蔽的群众，也跟着瞎起哄。国防科委机关和七机部的造反派揪住父亲不放，掀起了炮轰聂荣臻的新高潮。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父亲反复受到批判，甚至受到侮辱。
危急的时候，叶剑英和傅崇碧等人暗中保护了父亲。叶剑英给傅崇碧出主意说：“造反派要来抄聂帅的家，你们要加强警卫，对他们不客气。以后他们会到你卫戍区来闹，就把他们扣起来。”
结果真被叶帅说准了。造反派想抄我们家，被警卫赶走，他们去了1千多人到卫戍区闹，傅崇碧紧急调了两个团，把他们包围起来，他们一看形势不好，跑了，但是一个造反派头头没有走掉，被卫戍区抓了起来，扣了10多天。后来江青出面干涉，那个造反派头头写了检讨，傅崇碧才把他放走。
正是由于叶帅和傅崇碧将军的暗中帮助，我们才躲过了抄家之劫。那个时候，抄家是一个信号，家被抄，往往就会受到人身攻击。很多老干部都是先被抄家，后被批斗致死的。说到底，父亲和我们全家都算是幸运的。
父亲一边挨批一边工作，他主抓的国防科技工作在艰难中前行，几乎成为“文革”期间最有成效的部门，核潜艇、人造卫星的研制仍然能够按计划进行。这是让他备感欣慰的。
虽然不断挨批，名誉受到影响，但是父亲在国防科研系统的威信仍在。拥护他的同志在某些场合说，聂荣臻是“毛主席的好学生”，还说他“是国防科研系统的最高统帅”。结果被反对他的人抓住了“辫子”。尤其是国防科委提出“坚决拥护以聂荣臻同志为核心的国防科委党委的正确领导”，并作为选举出席“国防科委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代表的条件，更是把父亲架到了火上烤，使造反派有了“依据”。
1968年4月以后，“四人帮”一伙的人拿这件事情大做文章，直接添油加醋报告到毛泽东那里，引起毛泽东的不满。在当时的一些单位里，具体工作中提出以主要领导人为核心，这种情况是比较常见的，比如总参开始树立“以杨成武同志为核心”，空军提出过“以吴法宪同志为核心”，海军提过“以李作鹏同志为核心”。这都没有成为什么问题，也没有引起毛泽东的重视。据一些同志分析：那些自封为核心的人，在毛泽东眼里都不过是小参谋，翻不了天，但到了父亲这里就不行了，父亲在红军时期就是一个军团的领导人，后来又担任一个方面军的领导，是个元帅，影响力大，因此毛泽东就认为是个问题了。
但是，上面的那些提法，那些颂扬，我的父亲事前一概不知，他知道的时候，“学代会”的代表已经选出来了，不可能重新再制订条件选代表。显然，是那些支持、拥护他的同志“好心办了坏事”，当时担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刘华清在回忆录里也提到了这件事，周恩来批评他们“给聂老总帮了倒忙”。
尽管事前不知，检讨、挨批却是少不了的。父亲特意给毛泽东写了检讨，说自己“没有及时察觉和制止对自己的颂扬”。
8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彻底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多中心论”》的社论，此后，国防科委系统掀起了批判父亲“多中心论”的高潮。
在批判“多中心论”的过程中，有人还提出，父亲历史上就曾有过不适当突出自己的问题。比如在1942年的《晋察冀画报》第一期上，刊登了邓拓的《晋察冀舵师聂荣臻》一文，对父亲进行了过头的赞誉，那一期里面的插图，父亲的照片也比毛主席的醒目。这个事情当时父亲也不知情，是别人编排的，事先父亲没有看到过。为此，延安整风时曾经批评过父亲，父亲也诚恳地作过检讨。
批判“多中心论”，这些历史老账都被翻了出来。对这类问题，父亲不回避，该检讨就检讨。
1968年8月19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父亲到京西宾馆听取七机部造反派代表的意见，有人诬称父亲搞两面派，父亲立即义正词严地说：“我几十年来是不搞阴谋的，两面派我绝对不会做，这一条是站得住的。”父亲在原则问题上的毫不妥协，使造反派们无计可施。
“逆流”中的沉与浮(2)
“多中心论”的事情还没过去，“二月逆流”的事情又来了，真是祸不单行。
1968年10月份召开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对“二月逆流”的批判达到高潮。林彪在讲话中说——“二月逆流”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的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刘邓路线”的继续，它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中央“文革”和其他坚持革命的同志的。它的目的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成绩。是想替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翻案，还要否定过去的延安整风，为王明翻案。他们的手段是在“党的领导”、“保护老干部”、“保护高干子女”、“稳定军队”、“抓生产”等漂亮的口号下，实现反党反革命路线的目的。
林彪的讲话，为“二月逆流”定了性。从这以后，批判所谓“二月逆流”时，都是按照林彪的这个说法进行。当时，毛泽东没有表示不同意见。结果，这些开国元勋们陷入了人生的低谷。
父亲在检讨中始终不承认“二月逆流”是有预谋的反党活动。有人背后揭发他和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经常见面，说了不少反党的话。他认为，那是正常的同志间的接触，对许多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议论，那是正常的议论，因为对有些问题想不通。会上，陈伯达等人步步紧逼，追问父亲与叶剑英、陈毅和徐向前接触了多少次。有人拿出监视父亲活动的登记，逼他承认是“反党集团”的活动。父亲气愤不已，当场痛斥这种严重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我们政治局委员之间就不能交往了吗？有事就不能相互商量了吗？党内还有什么民主？你们这是搞什么？是搞特务活动！”
无论父亲他们怎么辩解和解释，林彪、江青一伙是不会手下留情的。因为那些人看到，这些老同志虽然靠边站，不管事了，但仍然是打而不倒，轰而未垮，而且许多正直的人还或明或暗地站在他们一边，很不甘心。更重要的是，尽管他们在毛泽东面前不断告状，不断诬蔑和造谣，而毛泽东就是不说这些老同志可以打倒。这样，林彪、江青一伙就认为老同志仍然是他们夺权的重大障碍，所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他们串通起来，有计划地对这些老同志发动了总攻。
据父亲回忆，老同志们被分别编在不同的小组，林彪一伙、“四人帮”和康生、陈伯达等一齐出动，在各个组对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进行无情打击，把这些人往“反党集团”上生拉硬靠。父亲被编在陈伯达掌握的第二小组，组里成员大多是历史上与父亲共过事的老部下。他们这样安排，一方面可以挑拨父亲和这些老部下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可以增加简报的分量——这些老部下揭发的材料不是更可靠吗？
还好，那些老部下除了一般的表态之外，没有揭发什么。有位老部下私下里对父亲的秘书说：“聂老总是个正派人，几十年了我们都知道，什么参加反党集团？我就根本不信。你们心里也要有个数，把他的身体照顾好。”
父亲清楚，如果不做点检讨，这次会议上，要想过关，不是那么容易。况且他承认，工作中有失误。谁没有失误呢？有了，就要承认。于是，他交了一份“检讨”，主要还是关于“多中心论”的问题。
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他对这个问题再次进行了深刻的检讨。他想用这个事情冲一冲所谓“二月逆流”的事情。“多中心论”的问题不至于让他成为反党分子。他最不愿意的，就是戴上反党的帽子。
但是，林彪、江青一伙就是抓住不放，说他和叶剑英、陈毅等老同志是一条线上的，谁也逃不脱。他们就想把老同志“一棍子打死”。最终，八届十二中全会为“二月逆流”定了调子，“二月逆流”成员全都成了反党分子。从此，父亲成为国防工业、国防科研系统的主要批判对象。
一夜之间成了反党分子，这让父亲感到很痛苦。他变得更沉默了，常常是老半天一言不发，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那段时间他的饭量也很小，端给他的饭，常常是没吃几口就又端回来了。
母亲张瑞华自然也受到了冲击。解放后，她一直在中组部工作。父亲出事后，中组部的造反派逼她交待历史上的问题，说她在白区工作过，坐过敌人的监狱，是叛徒。母亲既不辩解也不抗争，该干什么干什么，她表现得很冷静。
有一天，我问母亲：“妈，人家说你是叛徒，到底怎么回事呀？”
母亲严肃地说：“力力，你信吗？”
我说：“我不相信。”
母亲欣慰地点点头，也使我心安了许多。
母亲以前吃过太多的苦，经历过太多的事情，所以她意志坚强，特别有韧劲。文化大革命中，尽管父亲和她的处境一直不妙，但她从不消沉，从不唉声叹气，从不愁眉苦脸。她对父亲说：“我了解你，你知道我，我们是啥样的人，咱们自己最清楚。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嘛。”
“逆流”中的沉与浮(3)
母亲的乐观主义精神感染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