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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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下午，父亲一身戎装出席会议并讲了话，他说： “工程工作量很大，协作面很广，一环套一环，紧紧相扣，每个部分的工作都要从大局出发，只能提前，不要拖后，不要因为自己的部分，影响整个进程。困难是很多的，一定要千方百计地克服解决。”
最后，他又说：“一定要按时完成任务，为加强我国的国防做出新的贡献！”
父亲出席这次会议的情况深深地印在了一些与会代表的脑子里，许多年后，他们还能回忆起很多的细节。
会上，有人反映，造反派对核潜艇研制工作横加干涉和阻挠。父亲忍不住发火了，大声说：“不要理他们！抓国防建设，何罪之有？就是戴手铐，这个工程我也抓定了！”
协调会后，大多数单位的研制工作开展起来了，但也有少数单位，任务迟迟落实不下去，甚至连协调会的精神也无法传达。
刘华清回忆说：“‘文革’中，由于工厂、科研单位陷于混乱，核潜艇的研制工作面临中断的危险。有的厂、所领导就来北京要求工程办公室派人去解难。开始还能派人去，以后多了，也应付不过来。有的同志建议以中央军委名义发一个专门文件，但有的同志怕这样被误解为‘以生产压革命’。我和大家反复研究后，决定向聂帅提出建议，以中央军委名义发一个关于核潜艇工程特别公函，强调核潜艇工程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对国防建设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任何人不准以任何理由冲击生产研究现场，不准以任何借口停工、停产，必须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1967年8月，中央军委发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特别公函’。当时各有关部、院主管核潜艇工程的同志以‘特别公函’为依据，确实排除了不少干扰，保证了科研任务不致中断。”
父亲是1967年8月30日那天，签发那份史无前例的“特别公函”的。早晨一上班，刘华清怀揣着打印好的一份材料，来到父亲在国防部的办公室。刘华清说了没几句，父亲全明白了，他戴上老花镜，仔细地看完“特别公函”，沉默了片刻，拿起笔来，庄重地签上了“聂荣臻”三个大字。
不经军委常委会研究，不经主持军队工作的林彪点头，当时已经卷进了“二月逆流”的父亲，签发这样一份面向全国的文件，是冒着很大风险的。后来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大胆，父亲想了想说：“豁出去了。”
当天，刘华清把父亲签发的那份“特别公函”带到了核潜艇工程协调办公室，人们的激动之情难以言表。
刘华清认为，在这件事情上，父亲有着“大无畏的精神”。
后来的事实证明，“特别公函” 是动乱年代里的一柄“尚方宝剑”。各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亲自带人到生产厂、制造车间、试验室、研究所传达“特别公函” ：“核潜艇工程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尖端国防工程。任何单位，任何人，均不得以任何借口和理由冲击车间，更不能以任何借口停工停产……”
“尚方宝剑”一亮出，与核潜艇有关的单位，生产科研秩序纷纷恢复了。
后来，总设计师彭士禄、黄旭华，以及陈佑铭这些中国第一代核潜艇的元老，感慨地说：我们能在动乱的岁月里，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按中央预定的日期将核潜艇研制成功，如果没有“特别公函”，没有毛主席、周总理、聂帅等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直接领导，没有全国工人阶级、科技人员的大力协作，我们不可能创造奇迹。
1970年12月26日，科研人员和建设者们将我国第一艘核潜艇推向海洋。
中央军委“特别公函”(2)
1971年8月，第一艘核潜艇经过半年的反应堆安装和调试，开始下水试航。
1974年8月， 88岁高龄的朱德元帅登上海军司令员肖劲光的指挥舰，在碧波荡漾的大海上检阅了中国自己研制的核潜艇。
这年的12月4日下午，父亲听取海军领导汇报我军核潜艇和新型导弹驱逐舰的研制情况，并观看了这两型舰艇的纪录片。父亲高兴地称赞说：这两年海军装备的研制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
中国是世界上第5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核潜艇在较短的时间内研制成功，使中国人在海洋上有了一个战略制高点，它的重大意义是难以估量的。中国核潜艇制造者们在完成第一代核潜艇后，不久又将中国的弹道导弹核潜艇推下了水。1988年9月，中国水下发射运载火箭成功。这是我国弹道导弹核潜艇在世界上的首次亮相。
1990年，又一艘核潜艇下水，新任军委主席江泽民到场剪彩，我当时就站在江泽民和其他军委领导同志身边，一股强烈的自豪感令我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与核潜艇有关研制人员合影七十年代初，我调到海军“船办”、国务院、中央军委“09、718”工程办公室，开始参与海军装备研制的组织管理工作，有机会到第七研究院的一些研究所，深深地感受到了广大科技人员和工人为核潜艇的研制、为海军新装备研制的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我也到过核潜艇总装厂，接触过军队搞核潜艇工程的许多同志，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搞核潜艇不容易，搞核潜艇光荣！都感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决策英明。核潜艇在较短的时间内研制成功，使我国的海军战斗威力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目前，我国第一代核潜艇仍在有效地服役，更可喜的是我国的核潜艇装备技术又有了新的发展。我想，父亲对此一定会感到十分欣慰的。
山高水长 坎坷岁月不了情
让你牵挂让你忧(1)
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时候，父亲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兼党组书记、国防科委主任兼党委书记等职务。自从1956年他主动请缨，率领知识分子努力攀登科技领域里的“珠穆朗玛峰”以来，一晃10年过去了。这10年里，他几乎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领导科技工作上。
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这是不平凡的10年。众所周知，科技战线捷报频传，“两弹”的横空出世，让中国步入了大国行列；科技工作的全面发展，前景喜人。许多事实已经证明，中国人民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美好愿望，已不再是遥远的梦想。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文化大革命的疾风暴雨骤然降临了。
父亲联想到五七年的“反右”风暴，他意识到，在这场政治风浪中，自己应该尽力保护好科技界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没有他们，新中国将一事无成。
1966年6月22日，也就是“五·一六通知”下发后的一个多月后，父亲与有关方面一起研究起草了《关于文化大革命中对待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几个政策界限》的初稿，其中指出：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属于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左派、中派，应予团结保护。对科研机构的要害部门要严加保卫，如有人抢档案、武器、爆炸物、毒品或泄露国家机密、破坏仪器设备等，一律以反革命论处。
这算是父亲在“文革”初期发出的第一个声音：他要保护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科研机构。
但是，这个文件遭到了“中央‘文革’”的强烈反对，勉强在少数科研部门试行了一段时间，很快就夭折了。
6月23日，父亲与李富春在听取中国科学院汇报文化大革命的进行情况时，又重申了保护知识分子、保护科研设备的观点。
而这时候，造反派已经开始点名批判他了。不久，北京街头出现了更多的“炮轰聂荣臻”的大标语。我记得有一天我外出，看到一座大烟囱上垂下来一幅巨型标语，上书：“万炮齐轰聂荣臻”。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听人讲，北京火车站的一幅批判聂荣臻的标语最为“壮观”——一辆解放牌卡车横过来，竟然遮不住其中的一个字。
父亲的处境已经很不妙了。可是，此时父亲所想的，并不是保持自己，而仍然是保护知识分子和科研设备，保持科研工作的秩序，一有机会，他就向毛主席和周总理建议，要保护像钱学森、华罗庚这样的著名科学家，这些人是“国宝”，你不能连“国宝”都不要啊！
7月12日，父亲给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打电话，说：“我历来主张，对老一代的自然科学家，只要他们爱国，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就应该充分利用他们的所长。至于世界观的改造，慢慢地通过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斗争，逐步加以改造。这样做，对我们的事业有利。”
8月上旬，父亲出席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也就是有名的“十六条”。
父亲当上政治局委员，我没见他有丝毫的高兴。倒是知道，这次会议上，经过他的努力，把保护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这一条写进了“十六条”中，该文件第十二条明确规定：“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虽然只有一句话，但父亲对此感到欣慰。
然而，他担心的事情仍然是接二连三地出现。一天，他收到一封山东大学造反派组织的来信，说他们的校长成仿吾是牛鬼蛇神，要求打倒，请他给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