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离骚》的祭歌模式研究
《楚辞与原始宗教》第四章 《离骚》的祭歌模式研究,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离骚》是楚辞中最重要、同时也是最动人的一首长诗。学者们对楚辞中的大部分作品的著作权都有过争论，唯独对这一首诗却少有异议，除了少数持屈原否定论的极端观点，大多数人认为此诗是屈原出于个人抒情发愤的目的而独立创作出的文学作品。
但是，屈原是如何在一个缺乏文学观念与传统的时代独立创作出如此辉煌的诗篇，又由此突然把诗歌艺术推上了一个顶峰的呢？不少人对此作了探讨。他们认为，《诗经》是屈原进行诗歌创作的源头活水，如王逸《离骚经章句》所云：“《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这一观点被后人广泛接受，现代学者虽然不太迷信《离骚》的比兴寄托，但一般也认为《离骚》继承并发扬了《诗经》的艺术手法。但是，我认为王逸对屈原有很多曲解之处。王逸处在一个膜拜儒家经典、摒斥异端的时代，楚辞中所显现出的忠诚和坚贞显然会受到儒家学者的欢迎，但楚辞的祭祀形式又与儒家思想相背离。王逸或是由于不理解屈原的文化背景而产生误解，或是出于保存楚辞的目的而有意曲解，致使楚辞失去了本来的面貌。但是，也只有掩盖了楚辞的本来面目，楚辞才能受到推崇和得以流传，因此，王逸的解释只是一个特定时代的特殊文化现象，未可尽信。
春秋战国时代，《诗经》的功用只局限于祭祀和外交等正式的场合，有见识的人从他人所咏之诗中可以推断此人或某事的吉凶祸福，并且应验不爽。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笫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曰：“武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曰：“‘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谓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谓矣。”文子曰：“其余皆数世之主也。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
赵孟、叔向都是当时的贤人，他们根据伯有等人在郑伯的宴会上所赋的《诗经》篇目，判断他们的品行，并由此推导他们此身以及此后数世的命运，不但他们本人对此确信无疑，并且事实上也都神奇地应验了。由此看来，《诗经》在当时是被当作某种具有神圣启示性的经典来看待的。此外，《诗经》还是一种仪式，是用于诸侯朝聘宴享中的常礼，在特定的场合使用特定的诗乐，有着严格的规定性。如《仪礼·乡饮酒礼》所载：
……设席于堂廉，东上……工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卒歌，主人献工。……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乐《南陔》、《白华》、《华黍》。……乃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乃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造字》。
即使是孔子所认识的《诗经》，也在于它的“可以言”，也就是可以正式地表达自己，这与《诗经》的外交用处是一致的。此外还有《诗经》中的兴、观、群、怨，也重在它的教化功能、认识功能和政治功能。人们并未自觉认识到《诗经》的抒情功能。也就是说，《诗经》在屈原时代不能构成一个文学传统，它并非是供人欣赏、感叹的文学作品，因此对它进行模仿和改造都是不可想象的。如果《离骚》确实是在《诗经》的启发和影响之下产生的，那么首先应该在形式上表现出来，但事实上，《离骚》在句式、复沓、用韵以及篇幅上都与《诗经》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它和《诗经》不可能有先后的承继关系。
有鉴于此，有一些学者把楚地存在的歌谣，如《越人歌》、《楚狂接舆歌》、《孺子歌》等看作是《离骚》的先声。但这几首歌谣传播的范围有限，而且与《离骚》的艺术水平和思想内容都相差很远，不可能仅仅通过对这几首歌谣的学习就产生出像《离骚》这样的巨制来。
那么，《离骚》又是如何出现的呢？它应该有着自己的传统，否则就像一个空中楼阁。我们知道文学艺术的主要功能是抒情，一个现代人可能在情感盈怀时选择诗歌作为宣泄和表现的手段，但是对于一个缺乏纯文学修养的人呢？有一种观点值得我们重视。他们认为，在《离骚》之前，楚地存在着一个抒情传统，这一传统就是以《九歌》为代表的巫术祭歌。聂石樵先生在他的著作《先秦两汉文学史稿》中云：“屈原采取楚地之声调，将民间祭歌加工、修润成《九歌》，又由《九歌》演变成《离骚》、《天问》等宏篇巨制。”（注：聂石樵：《先秦两汉文学史稿·先秦卷》，451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认为《离骚》是屈原在借鉴《九歌》等的基础上创作的，这是一种十分通达的见解。考虑到屈原所处的时代文化背景，从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汉书·郊祀志》），到楚之江南民间“信巫鬼，重淫祀”（《汉书·地理志》），可谓巫术祭祀之风大盛；再考虑屈原三闾大夫一职的宗教性质，我们相信，他会很自然地对在这一带有浓烈感情色彩的民间祭歌发生兴趣，并借助那种宗教情绪抒发自己的感情，找到精神的寄托和安慰的。我们知道，世世代代的巫歌演唱，使得祭祀歌谣得到发展，它为后世的诗歌创作在形式上奠定了基础，这正如希腊悲剧诞生于酒神庆典一样。希腊悲剧是祭仪到文学的一个过渡，这也正同于《离骚》。从《九歌》的形态来看，它作为诗歌已经相当成熟，极具抒情魅力，有很高的艺术感染力，而屈原本人对以《九歌》为代表的楚地祭歌的熟悉又是毫无疑问的。更为重要的是，屈原显然也同样习惯于借助宗教仪式来表达个人的思想感情。因此，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屈原在抒情感怀时，一定会向祭歌靠拢，并受到它们的强烈影响的。这样，巫术祭歌理所当然地成为影响屈原创作的第一要素。
本章将对《离骚》的内在结构、意象、语言等进行详尽的分析，指出它们与祭歌的相同或相近之处，并期望能藉此揭示原始祭祀歌谣是如何影响屈原的抒情感怀的，尤其期望能够指出此种创作方法所隐含的文化意蕴或美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