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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九龄感激张说，张说也大力回报张九龄。唐玄宗用心选拔文学人才，张说就跟着设立“丽正书院”，编纂典籍、讨论文学，张九龄当然成为其中一员。而大名鼎鼎的贺知章也因此做了张九龄的同事。短短数年间，张九龄的品阶、待遇不断上升，还拥有了“曲江县开国男”的爵位——公侯伯子男，稍微低了点，但“男”都有了，离“公”还会远吗？彼时，张九龄只有四十七岁，他正式步入仕途，也不过十五年左右，升任此等要职，不可谓不快。

开元十一年（723年），张说接替张嘉贞，任中书令，与老宰相源乾曜共掌朝政。但源乾曜并不是那种喜欢揽权出头的角色，政务基本由张说掌握。从开元十一年到开元十四年（726年），张说治理有方，与唐玄宗的关系也万分融洽，还为唐玄宗策划了封禅泰山之事。皇帝和宰相都觉得，十余年的努力已见成效，是时候让天地一同见证了。

开元十三年（725年）十一月，皇帝的仪仗浩浩荡荡抵达泰山，扈从的仪仗从山顶一路排到山下，绵延数里不绝。百官在山下坛场等候，玄宗与张说、宁王李宪等亲随登顶行礼。天色将晓，东方既白。过去，皇帝与上天沟通的文书，往往秘而不宣。但这一次，唐玄宗打开册文，亲自朗诵与上苍交流的玉牒，向百官展示自己祈求大唐国泰民安的初心。然后在张说的引导下，将玉牒、玉册恭敬地放入祭坛的石室中。接着，自信的大唐天子走向东南，注视着积柴熊熊燃烧，这是向天复命的最后步骤，也是在无声地向天展示——昭昭有唐，天裨万国！此时，光焰冲天，扈从的将士高呼万岁，山下的百官也跟着呼喊、礼拜。大唐就这样在高耸的泰山之巅，在群臣的欢呼声中，向神明昭告盛世的到来。

盛世到来了，张说的人生也到达了巅峰。然而，花无百日红，张说的品格问题，很快上升成了政治问题。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登上泰山之巅，能上去的人，大多数是张说的亲信。更糟糕的是，很多人之前并不是官，只是中书和门下的小吏，也凭着这次大典一飞冲天。这些人荣任高官，那些为出行、典礼真正出力的官员、将士，却没有得到什么实质答谢。消息传出，引来不少非议。张九龄作为中书舍人，承担起草诏命的职责，他可以向决策者就内容提出反对意见。在张九龄看来，恩公张说这样做会带来不少麻烦，于是他赶紧向张说建议，希望他慎重考虑奖励之事，最好一碗水端平。张说正在人生最高处，得意、高兴、自满冲昏了这个聪明的头脑，他笑着对小后生说：“他们要说，就让他们说去！这事儿我做主了！”

张九龄无奈，只得依命起草诏书。但他已经预感到，一波暴风骤雨式的政治打击正在路上。其实，张说已经在相位近五年了，大权在握，还喜欢收受贿赂。他仗着经验丰富，才智过人，对百官也很刻薄。唐玄宗虽然与张说关系不错，但张说并不是朝廷上的唯一“红人”。御史中丞宇文融为玄宗改革财政有功，此时也“红得发紫”。而张说看不起暴发户一样的宇文融，和他关系并不融洽。不管宇文融说得对还是不对，张说都反对。张九龄觉得，恩公飘了，他赶紧给张说“敲警钟”：“宇文融也是个伶牙俐齿的，说话还很好听，万一陛下听信他的话，您可就糟了！”结果，张说不把这当一回事，飘飘然地说：“鼠辈何能为？”

张说也是一代文豪，“大手笔”这个词，就是从他这里来的，足见其才华不凡。但是他恃才傲物，经常给自己招惹麻烦。开元十四年（726年），他嫌河南尹崔隐甫没什么学术造诣，差点把他送去当禁军将领。多亏玄宗拍板，让崔隐甫做了御史大夫。崔隐甫心想，这也太欺负人了，于是凭借御史台的监察之责，联合李林甫和屡受打击的宇文融，一起打击张说。张说本来就不算太干净，一套“组合拳”下来，张说根本受不住。短短一年时间，那个引导大唐天子走上巅峰的贤相，就在监狱里蓬头垢面，吃起了牢饭。多亏高力士的辩护，玄宗念及张说的功劳，只是免去了张说的中书令职务，其他待遇保留，过去的事既往不咎。

张九龄的预言非常精准，但他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看着张说从云间跌落。经此一事，他清醒地认识到了人品和政治生涯的关联，也因政治斗争的残酷而发怵。张说罢相的诏书是他写的，他也许庆幸，还好是罢相，不是贬官、流放或赐死，保全了这个六旬老翁的面子。张说倒台，张九龄也不好过。中书舍人是不能当了，接着以升任太常少卿的名义，被解除了“大秘”的职务。不久，张九龄改任冀州刺史，被礼貌地“请”出长安。一番折腾，张九龄又恋起家来，请求到离家近一点的地方去。张九龄也算侍奉唐玄宗多年，请求得到准许，改任洪州都督，官阶从三品——待遇虽然升高，中央的职务，却暂时不用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