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霸权红利”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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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曾经被称为“工业发达国家”，不过这个词已经在各国和联合国的正式文件中消失了，因为“工业发达”地区大部分已不在发达国家。然而，工业已不再发达的国家却普遍维持了“发达国家”地位。这就是现代化的全球治理体系之神奇功效，而GDP就是这套治理体系使用得最广泛的工具。
GDP的诞生与1929年爆发的大萧条有关。当时，美国政府只是知道数以百万计的人失业，钢产量、铁路运输量等指标纷纷剧降等零散的信息，对于应对危机来说远远不够。1933年就任的罗斯福总统立志采取“新政”克服危机，需要建立反映经济运行整体面貌的统计体系。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开创性地主持编制了1929—1932年美国国民收入数据，虽然当时使用的“国民收入”（NI）跟后来的GDP还有很大差别，但基本的方法基础已经奠定了。
美国能够建立这一套体系有赖于两个基础：一是工业工程学在全社会的普遍运用，使大部分重要的经济环节都建立了像现代化工厂一样的生产管理系统和财务核算方式，能够对经济活动过程进行记录、存档和标准化管理；二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展开，使经济活动都有了货币价格和流通规范。简单来说就是经济活动“有价格、能记录”。
美国真正建立能执行的全国经济核算体系要到“二战”时。美国参加“二战”期间，国内实行严酷的战时经济管制，几乎所有工厂都被纳入军工体系，实行军事化管理。为支持战时经济规划的编制，美国在国民收入统计的基础上，发展出国民生产总值（GNP）。
联合国从1953年起推进的统计体系是英美发展出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在冷战大背景下，SNA只在西方阵营和殖民地国家中得到推广。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采用另外一套统计体系，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国民经济平衡表体系”（MPS）。两套系统的区别在于SNA统计货币化了的经济活动，包括金融业、服务业等；而MPS则统计产量，不包括非物质生产的经济行为。
从经济治理的角度看，两大国民经济统计体系都是工业时代的经济管理工具，使政府力量可以深入到经济各环节。两套体系互不兼容，将两大阵营的经济活动塑造成了“基因”不同的物种，几乎无法相互投资、贸易。
1991年苏东解体使全球两大经济治理体系的对立不复存在。就在这一年，美国宣布SNA的统计结果以GDP代替GNP，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改变。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为唯一的全球性“富国俱乐部”。该俱乐部设定的“准入门槛”是：高收入国家，意即高人均GDP国家。于是，根据是否符合OECD成员的标准，世界上的国家实际上被分成了两类。
一个国家的人均GDP高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该国能够以较少的劳动成果换取别国花费较多劳动得到的成果。道理何在呢？
我们从一个例子说起。据统计，2012年，英国男士理发的平均价格约10英镑，换算成人民币的话超过100元。虽然找不到中国的同类统计数据，但根据笔者的生活体验，大概是30元左右。英国理发师与中国理发师的劳动区别很小，但服务价格却悬殊。这个细节放在国际视野下看有重大的意义：它可以使英国出口产品的定价很贵。
英国是一个进口远多于出口的国家，出口的产品不多，其中最重要的是飞机发动机。飞机发动机很昂贵，卖出一台用在大客机上的罗尔斯—罗伊斯涡轮风扇发动机赚的钱，大约可以买17.5万吨小麦。飞机发动机为什么这么贵呢？因为它是在高成本的社会中生产出来的，飞机发动机的生产者也要理发，所以理发的价格也会包含在其劳动再生产的成本中。大部分服务业是不可贸易的，包括理发在内的服务业产值占到英国GDP的约82%，其价格参与形成了可贸易产品的成本。
与英国情况相似，大多数发达国家服务业产值占到GDP的七成以上，并且大部分服务业的劳动在本质上与发展中国家的同行没什么不同，却获得了高出数倍甚至数十倍的价格评价——也就是报酬。于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本质上是劳动的不等价交换。
“高劳动低所得”和“低劳动高所得”的现象是怎么造成的呢？这与现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下的产业格局演化有关，世界治理体制不断被修正，以维护这种现象并使之显得理所当然。GDP在其中是一个重要的工具。
1992年发生了两件大事，分别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加速和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里程碑之一《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订，前者促进中国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后者使前苏东部分地区融入西欧市场经济体系。曾经的“工业发达国家”纷纷转移制造业，逐渐变成了以金融方式控制海外资产的经济“虚拟化”国家，金融在经济活动中的产出占比越来越大。GDP代替GNP给这些国家带来的好处是：由于资本的高速流动特性，本国会有大量金融资产属于外国公民所有，GDP统计可以包含这一部分，帮助本国维持“高收入国家”地位，继续掌握游戏规则的制定权，从而实现“不事生产，印钞购物，坐享其成”。
中国的对外开放加入全球分工体系使一个人口超过全球五分之一的“大块头”参与到了全球工业大转移的历史进程中。中国通过承接发达国家的制造业转移，成为了“世界工厂”。在这个过程中，GDP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起初采用的是MPS框架，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为了能够与美国开展经济合作，中国开始学习SNA。经历了五年多时间和庞大的培训、组织和变换思路，中国于1985年开始试行发布GDP，并于1993年起完全以GDP代替MPS。这意味着中国的经济治理体制开始能够跟西方世界接轨，而这其中的微观经济管理方式改变过程，也正是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
美国曾经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由于多年的工业外移，已经失去了大量中低端环节，工业体系的“活性”大大降低。这一方面与工业中大量环节流失，剩余的部分难以“连缀成网”有关，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掌握技术的人员没有一直处在不断工作的团队中的话，要想重新“找回状态”也很困难。
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的“工业生态”相当富有活力。在技术发展使得最终产品越来越复杂的时代，大部分工业产品的生产都会涉及数以千计的生产环节，从工业生态的角度来看，其后果是越来越多的工业品只能在中国生产。
在中国形成世界最完整的工业生态过程中，GDP快速提高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随着工厂越来越多和市场经济体系的发展，工业化管理也越来越普及，使得经济活动“有价格、能记录”；同时这也意味着，中国实际上也有大量的经济活动由于管理体系尚未被工业化，难以被记录，因此中国的GDP实际上是长期被低估的。中国的真实GDP肯定比SNA统计出来的数值要高得多。
为什么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工业国家，却仍然要出口廉价的工业产品给发达国家呢？答案还是在当代世界治理体系中。GDP是产业世界治理体系的“治权”，属于各国政府；而世界产业治理体系的“法权”则是知识产权体系。知识产权的法律体系不是各国国内的，而是跨国的。知识产权的基础是“市场相互准入”，承接别的国家的委托生产任务，要求尊重其知识产权，缴纳知识产权费用，否则就是“山寨”，不能向国外销售。为了能够获得市场，实际上就必须接受对方的定价。在这样的世界治理体系中，OECD实际上成了一个相互“尊重知识产权”的共同市场，使得“山寨品”几乎找不到出口市场。
但无论如何，中国的崛起从两方面改变了世界秩序，一方面是导致了全球产业重心的转移；另一方面，中国产业升级和人均GDP的增长使得西方的特殊地位受到了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