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年后人类出路何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的再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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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说：“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所谓‘和平的时代’，只有和平的国家。”中国人民在1949年后终于站了起来，并用自己孱弱的军事工业打败了最强大的敌人，从而“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为此后七十年的和平建设赢得了大国的尊严与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
当中国人民在四十年前明确认定“和平与发展”将是时代的主题，并郑重选择走改革开放道路时，中国作为一个东方大国，她的抉择本身就是为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增添巨大的正能量。
历经四十年改革开放的中国，如今更加自信地大步迈入“新时代”。但正如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6月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所指出的，当今世界也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对中国人民实现民族复兴的梦想，以及世界人民捍卫和平的愿景，既带来新机遇，也制造了新挑战。面对这样的大变局，有的国家选择了走向封闭，试图用双边谈判的手段取代多边主义，而双边手段背后的精神实质则是极端的单边主义——极端地追求本国国家利益，而全然不顾他国合法权益及国际社会的公益。
“一战”、“二战”爆发前的西方大国，其领导人也说着似曾相识的话语，高举“本国第一”“民族利益至上”的旗帜，毫不羞愧地以此为由在国内攫取选票，同时在国际舞台上玩弄纵横捭阖的权谋之术。
人们不禁要追问：出路究竟在何方？如何从根本上消解战争？怎样才能不让悲剧重演？答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哲理层面，习近平主席首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旨在实现以“类”为本位的自由人联合体，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形态。事实上，不论人们愿意或不愿意承认，我们实际上都已经身处“类”的统一体系中——人类的共同命运、共同利益成为每个人必须关注和考虑的切身利益和切身命运问题。因此，也只有从“类主体”出发，坚持命运共同体思维，人类才可能有光明的前景。
在上述哲理认识的指导下，“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安全领域主张“普遍安全”这一全新安全理念。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安全相互关联、彼此影响。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当今世界，安全领域面临多重新考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凭一己之力谋求自身绝对安全，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从别国的动荡中收获稳定，更不可能像“一战”战前那样，通过军事结盟、在国际社会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来获得可持续的安全——那样只能重蹈“一战”的覆辙。我们今天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重新审视历史、反思“一战”，终于发现一种全新的全球安全治理之道，那就是“各国应该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唯有加强全球安全治理、建设普遍安全的世界，才有可能建成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同理，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要求我们摒弃“一战”前列强之间的普遍做法——零和博弈、以邻为壑、保护主义、高筑贸易壁垒，坚持相互尊重、互学互鉴、公平贸易、互利共赢的基本原则，把全球的经贸往来重新带回“正和博弈”的正轨上来。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我们今天反思“一战”，需要从中汲取历史的深刻教训，并以实际行动加以改变。否则，如果一面声称反思，却在行动上亦步亦趋、步其后尘，则恐怕人类社会还将面临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