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500年？400年？300年？200年？100年？
《百年变局》绪论 500年？400年？300年？200年？100年？,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如何理解“前所未有之大变局”
“大变局”是目前中国官方对全球形势发展的权威战略判断，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2012年11月15日，党的十八大以后，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新一届军委班子第一次常务会议上，首次提出“世界正发生前所未有之大变局”，此后又多次提及。2017年10月，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到，“当今世界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2017年12月2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后，央广“中国之声”用了《习近平：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标题后，开始引起国内外广泛的社会关注。[1]2019年3月26日，习近平在巴黎同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克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一道出席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再次论述“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引起全球的高度关注。[2]
对习近平“大变局”的战略判断，近年来学术界的探讨也逐渐深入。[3]在笔者看来，“大变局”并不只是仅限于如全球化、大国博弈等国际关系领域，而是覆盖技术、制度、知识、权力等更广泛领域；不只是一百年的范畴，而是涉及过去五百年全球化进程中的数个时间节点。如何深刻理解与全面把握这个“大变局”，决定着中国对当今世界未来与中国发展的清晰认识，也会直接影响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一、五个时间维度的大变局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系辞下》所强调的这句话说明当人类历史发展到某个阶段时，变化往往会成为下一个历史阶段的重要动力。但是，人类演进的历史变化，不会只是仅仅在某个单一侧面的片面超越，更可能是在多个层面的全面、系统的转变。了解目前世界形势从未有过之变局，应该用更广的视角去透析全局演进的逻辑。笔者认为，“前所未有之大变局”至少有五个时间维度：
“500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文明领衔的角度看，500年前西方开始领衔全球化的趋势正在逐渐让位于东方。16世纪初，西欧国家开创“大航海时代”以来，全球化的动力均来自于西方文明。无论是从事对外殖民、黑奴贸易，或采取金本位、构建布雷顿森林体系、推行美元霸权主义，西方领衔全球的总体局面在过去500年左右的时间里没有发生变化，变的只是西方文明内部的不同国家在领衔而已。然而，21世纪以来，中国、印度、东盟、日韩等东方文明逐渐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主要动力，扛起了贸易自由化与市场开放化的经济全球化大旗。过去20年，东方文明覆盖下的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连续超过50%，领衔世界发展的潜力还在扩张式爆发。[4]正如在《东方化：亚洲崛起与从奥巴马到特朗普及其之后的美国衰落》一书中，《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讲到“亚洲经济实力的上升改变世界政治”，“西方长达数十年的对世界事务的统治正在接近尾声”[5]。多项权威研究报告也都认为，2050年全球前四大经济体分别是中国、美国、印度与日本。东方文明在500年后重新回到全球舞台的中心位置，而中国正在扮演领头羊的角色。[6]
“400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技术动能的角度看，400年前逐渐掀起的工业化进程已从机械化、电力化、信息化逐渐演变到了智能化阶段，人类运行逻辑与国家治理规律正在被智能化的高速、高效与高频所颠覆。17世纪产生物理科学层面上的技术革命后，人类逐渐进入机械化社会。技术便捷化解放了人的四肢五官。此后出现的汽车、电力、飞机、网络使人类变得更快、更强、更能跨越物理空间进行听说读写。然而，21世纪初兴起的基因、纳米、超材料、云计算、万物互联、机器人服务、可穿戴设备、数字化家庭、智慧城市等智能浪潮，开始解放人类的大脑思维与神经指令，人类有可能从“智人”变为“智神”。[7]诚如布雷特·金在《智能浪潮》一书中所说，人类开始不必事事“亲自”思考、不必“亲自”发号施令时，生活习惯、金融运行、经济规则、社会治理、全球互动的惯性将随之出现颠覆式的变化。[8]国家如何在智能化社会的建构、数字化革命的推行等进程中发挥正向作用，人类如何解决人工智能带来的道德伦理困境，既为技术革命不可阻挡之方向而应势利导，又为防范技术产生的不确定性而维持社会稳定，中国正在做出积极的尝试。
“300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国家制度的角度看，300年前开始向全球推广的所谓“民主政治”体制出现了衰败甚至崩塌的迹象。“历史终结论”始作俑者弗兰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一书中反思，源于18世纪前后的社会契约与现代责任制前提下的“多数决”（democracy）制度出现了生物演化式的衰败。在美国，国家成立初期设计的政党制衡体系变成了现在的相互否决制，甚至还出现了“家族制的复辟”。[9]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民主第三波”国家出现了集体性的政治固化、经济停滞、社会失序现象。在美国，“不平等”已成为当下的基本状况，财富与权力集中于极少数人之手，曾经引起全球向往的“美国梦”正在坠落。[10]当前，全球普遍反思，人类治理的国家政治制度设计或许面临着重新的选择。在新一轮制度设计上，公民权利、政党责任、法治架构、社会稳定、国家治理之间的平衡关系与匹配程度需要更深的考量。国家在未来的政治运行与社会治理的制度设计远比300多年前英国光荣革命以来基于个人选票简单计算的“多数决逻辑”更为复杂、更有难度。历史尚未终结，世界的进程不可能只是终结在西方模式的阶段，相反，新的世界历史刚刚开始。未来会出现怎样更符合各国国情、更适应全球新趋势的制度架构，解决目前人类对政治体制的集体困惑与普遍焦虑，中国应能提供非常特殊的制度发展经验。
“200年未有之大变局”。从知识体系的角度看，200年前出现并在全球普及的学科体系与思想范式在当前认识世界、重构世界的进程中，暴露出了不可修复的缺陷与短板。按照沃勒斯坦的说法，19世纪以来，发端于西欧与美国知识界的社会科学出现了内部结构分化，建构了当代知识分工与学科划分体系。“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合演了一首四重奏，构成了一个可以‘社会科学’为名并与各种社会思想相区别的制度化知识领域。”[11]学科的制度化进程，不仅是在西方实践基础上展开的方法论，更是持续强调与其他知识的差异或特殊性，进而导致知识分子在解释世界时形成了浓烈的“西方化”与“狭隘化”色彩。源于西方实践的社会科学知识越来越难以解释非西方世界的全新现象，而后者的含义、范畴、活跃度均远超前者。比如，现在西方社会科学知识体系难以解释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进程，无法解读“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源于东方智慧的新思想、新倡议。对此，全世界理应对现有的知识体系进行深刻“否思”。[12]换句话说，这种“知识赤字”迫切需要跨界知识大融通，需要从全人类的现代实践出发，重新进行跨学科、融知识的解释与理解。[13]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2016年特朗普当选、英国脱欧等“黑天鹅”事件频繁出现，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准确性、适用性已受到频繁质疑。作为新兴大国，中国的知识体系构建进程基于对西方社会科学的引进，但必须拥有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运用大量新兴国家开创的新发展实践，建构新的知识范式与创新理论。[14]
“100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权力结构的角度看，一百多年前确定的大西洋体系正在经历洲际式的转移与主体性的分散。随着中国、印度、日本、韩国、东盟的崛起，全球权力重心正在逐渐向亚洲转移，这包括亚洲国家的市场活跃度、创新研发投入、工业制造规模、电子商务普及度、移动支付普惠性、基础设施便捷化，甚至还包括时尚、旅游、电影、小说等消费文化行业，亚洲的全球号召力与软实力越来越多地使欧美国家自惭形秽，以至于在美国出现了集体焦虑。[15]从经济、贸易、金融、工业等诸多数据变化所带来的影响看，百年来的国际机制与国际组织都面临着改革的压力，如WTO、联合国等。正如新加坡著名学者马凯硕在其著作《新亚洲半球》中所说：欧美国家在自由贸易、全球变暖、核武器扩散、中东、伊朗等问题上，都已捉襟见肘，世界师法亚洲之长的时刻到了。[16]与此同时，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力量共同挤压着国家权力，国际行为主体不只是由国家垄断，而是如中世纪欧洲在政治形式中出现帝国、王国、城市、国家、部族、封建领主、神权政治、行会、公爵等那样多重行为体，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意见领袖、极端主义、民粹主义、反全球化力量、网络精英、媒体、智库都在分散国家的权力，“新中世纪主义”之态在当前世界的迹象相当明显，世界既非G2、G20，也非G0，而是Gn时代，即n种力量正在影响着世界新进程。[17]未来世界的冲突，不一定聚焦在国家领导权之争，而是取决于国家与社会、国家与非国家主体之间的力量平衡。依靠20世纪以来国家主义的权力逻辑，估计很难应对当前的全球乱局，相比之下，亚洲各国的发展经验，尤其是源于中国改革开放40年合作精神与实践理性的治国理政经验，正在为世界的发展提供新动力。而过去十年，中国在多数行业出现对西方的“弯道超车”，并呈现出越来越多的“换轨领跑”趋势，世界也为此展现出了新的制度性活力。